查先生的一生,创造了中华文化的一个经典,我觉得,每个到过他的国度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我们都是。
我与查先生,一次访谈,便成一生朋友,这份机缘,或在彼此投缘,此生才有这段时空的交会。
我是后辈,有幸能和他成为忘年之交,或许就如倪匡兄多年后有一回告诉我的理由——“因为他觉得你很不错,有意思”,如此而已。有时想想,友谊与情缘的起点,往往也不就是如此简单的一种感觉么?
·访谈
如同37年前那次访谈,倪匡兄多年后才告诉我一个他们两人的秘密协议,原来查先生本不想受访,嫌烦,说如觉得没意思,谈谈就说另有饭局,仿清官场“端茶送客”了事;结果谈出兴趣,一直聊到晚上,还打电话叫当时在香港“避难”的温瑞安和方娥真过来,介绍说“你们两人应该认识”,留我们一起用晚饭,还请出查太及两位千金全家见面(查公子当时在国外),从此结交。
当时懵懵懂懂,完全不知道还有这段“考验”,回想那次访谈,话题还真有点“出轨”,没有多谈他的小说,反而大谈中国文学与玄学等各种问题,特别是过后还有许多有趣的谈话,当然后来因为篇幅等问题没整理出来。
当年作访谈,为了尊重受访者,我往往不用录音机,完全凭强记,仅在纸上记一下要点,回家就完整整理出来;查先生的访问也是当晚我回倪匡兄家后(当时倪大哥邀我住在赛西湖大厦顶楼倪府的书房里),连夜动笔,第二天上午就把访稿全文由倪太帮我送到查家去请他过目,过后他才把原稿寄回新给我(这份手稿我还保留迄今),或许也因为如此,也让他觉得“有意思”吧。
数月后,他就约了倪匡兄、董千里、高信疆、沈登恩(后两人是当年大力争取得金庸小说在台湾解禁的“功臣”)等夫妇一起到新加坡度假,说“要到我家打麻将”,当时我的上司《南洋商报》负责人黄锦西、钟文苓、莫理光诸位长辈盛情招待,度过美好的一周。
·武
1982年我再到港台,还提出一个要在新加坡主办一场“武林大会”的构想,就是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邀请作家与学者对话,报社愿意支持,查先生很高兴,他和倪匡兄都答应要来参加,我也飞台湾约了古龙、卧龙生和诸葛青云,大家都同意参加,不料结果是古龙出了问题,原来他因年轻时没服兵役被列入境管名单,没有护照,当时台湾还是警总戒严时代,古龙心存侥幸,以为可以藉此申请出国,当然不准。当时古龙名气正红得透亮,他不能来,少了个吸睛的“角儿”,当然大打折扣,倪匡兄也因为好友古龙不能来而意兴阑珊,这场“武林大会”也就只能作罢。如今想来,当时如果办成,将是空前绝后的一场盛会,也是世界第一场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能在新加坡举行,就更有意思了。
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和后来我在报社连搞多届的国际华文文艺营,一文一武,在80年代一起出现,能够共谱一曲“南洋书剑江山”,当为一个时代的佳话。
此事外界向来不知,觉得还是值得轻轻留点安静的痕迹。
这是“武”事,还有“文”事。
·文
新加坡教育部把金庸武侠小说节选编入中学华文文学课程内容,成为学校教材,受到华语世界关注。
那是在1991年年初,在教育部任职的友人周维介联系我,说他负责的部门为提高学生对修读华文的兴趣,想摘引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部分章节作为华文课程的教材,请我协助。我立即写信并附上有关请求的公函给查先生,不久就接到他的来信及复函副本。
信的内容是:“南发兄,奉上致周维介先生的复函副本,弟自然愿意不收任何费用,多谢你的推荐。上次来星,未得专谈,以后机会正多,也乐意与令友周先生相会。此信迟复为歉。
弟 良镛上”。
公文复函副本内称:
“……有关版权一事,贵部所印行之金庸小说章节只供中学学生修习华文之用,所选刊者仅为明河社版《天龙八部》中之758-897页,版权费自可免付;亦同意作适当删节。
承蒙选拙作,至感荣幸,此3000册之印刷等项费用,全可由敝人捐助,作为对贵部努力推广华文工作之敬意……”
信件日期为1991年4月9日。随后,查先生又同意增加一些节选内容。
2006年教育部把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部分章节编入中学华文文学课程内容,同年又把《雪山飞狐》也编入初级学院H2华文与文学(语特学生必修科)课程内容,并自2014年起以《天龙八部》节选取代《雪山飞狐》,直到今天。
许多年青学生因此首次接触到金庸武侠小说,外界却不知道这份因缘,早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了。
·报业生涯
在报业生涯方面,自从查先生退出《明报》后,还曾有一次差点重出江湖。
1994年初查先生辞去名誉主席职位,1995年下半年《明报》发生财务危机,传出可能再度转手的消息,当时公司领导也有兴趣,我曾到山顶道1号查家,私下征询查先生意见,他很高兴,表示很愿意看到由我们接手而不是落入西方人手中,还说若如此他愿意重新出马,参与投资并重新出山担任《明报》主席,还要我也到香港去一起工作。可惜后来好事未谐。这或许是查先生重新作为报人的一次难得机缘,只是过了就过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反而得以遨游于一个更辽阔的天地。
既然见证此事,如今虽然时过境迁,换了人间,总觉得似乎该留下一点如梦般的印记。
·上学
还有查先生曾经想写历史演义小说的“秘密”,和他81岁重新“上学”,到剑桥大学考博士学位,原想以匈奴研究为论文题目一事。
那回是查先生和夫人到新加坡,如常住香格里拉酒店峡谷翼(Valley Wing)的套房,有一天约我去谈天,互道近况,我说正在研究李陵,收集了许多古地图,以及汉军编制装备、行军布阵及几场大战役路线等材料,准备以现代角度重写这位间接促成《史记》诞生的悲剧英雄。查先生很感兴趣,也没想到他对汉朝军队里的“良家子”等都有研究,我们一起讨论了几场大战役的特点。都同意真正值得研究的还有匈奴这个马上王国,特别是他们和汉军互相攻战百年后,又突然西迁消失等问题。
我说他的武侠小说,写到韦小宝的“无功胜有功”,以智取胜,已达顶峰,除非能进入化境,以慧制敌,方能超越,但那已涉及哲学或思想层次,如东方的孔老、西方的阿当斯密及马列二人,都“制服”了半个世界。他的作品影响无数当代读者,但年轻一代对中国历史已很陌生,反而日本历史小说家把历史题材,用现代手法重新演绎出许多精彩故事,还影响及当代日本政经界;他表示认同。
我大胆建议他写历史小说或演义,汉朝战将如云,都很有个性,可以从现代角度重新诠释,加上匈奴、美女,有许多令人动容的悲壮故事与精神,只是都已渐被遗忘,是很可惜的事,他说确实值得写。
当天我们到文华酒店咖啡座吃鸡饭,巧遇新闻界前辈冯仲汉,老冯问他还会写作吗?没想他回答说想写历史小说,老冯说是好新闻,查先生请他保密,因为未必能写成。
或许由于各种因素,最终没写。多年后一次在香港见面,他还向我说了一句“历史小说最后还是不写了”,说明他心里是有这念想,很可惜。
却没想到关于匈奴这“小”话题依然就留在查先生心里。2007年初他准备为博士论文选题,最先报的题目就是有关匈奴的研究,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匈奴在和汉朝军队血战多年后,最终战力不支,远走欧洲,成为今天的匈牙利。
不料在参加剑大学术委员会的面试时,由廿多位教授提问题,认为西方学者并不认同东方学者的说法,认为匈牙利人只是中亚与西亚民族独立发展出来的一支,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无关。
“廿多位教授中刚好有一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站起来咕噜咕噜地说了一轮,我只好抱歉说听不懂”,2011年1月初查先生在香港宴请我们全家时,向我谈到当时的趣事,当晚在场的还有查太、倪匡兄夫妇和蔡澜。
原来这位专家说的是匈牙利话,他建议查先生须花三年读匈牙利文,能了解原文,研究原始材料及充分了解匈牙利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才能写这个题目,因为此一跨域课题,不能以单一民族的观点和史料来看。
接着查先生又提出想研究武则天,但评委们认为有关课题已有很多学者研究,多颇有成果,不容易有新创见。
随后查先生又想到他的《天龙八部》,因为对云南大理国一向有兴趣,便又提出想以此为题,研究大理如何建国的问题。“却又来了一个教授,站起来说话,讲话中有许多古怪话,我只好说不明白”,查先生后来说。
原来这位专家讲的是藏文,他说南昭是依靠西藏的力量才能立国,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不懂藏语,如何看懂原始材料?而且法国和德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研究,这题目又研究不了。
没想到评委中有些教授对唐朝玄武门事变很感兴趣,查先生最后通过的论文题目就是《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专门研究唐朝的宫廷政治与掌握兵权的关系,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皇位继承,向来就不以正式的嫡长子为太子的明文制度为准,实际上往往是以谁有兵权、谁能打仗为决定因素。
他找了很多资料,证明这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理,可以解释唐朝许多政权转移的决定因素,解开许多历史“悬案”。
就这样,2010年,86岁高龄的金庸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对我谈这话题的那一晚,查先生兴致很高,记得当晚我们一家和倪匡夫妇一起坐车经过铜锣湾天桥时,夜空上,金星与木星这对明亮的星星,和一道弯弯的娥眉月,恰在正好的位置上,一起组成了一张灿烂的“笑脸”,据说是百年罕见的天文奇观。
这个难忘的夜晚,也是我和查先生最后一次共聚的时刻。
后来几次到香港,听倪匡兄说查先生健康欠佳,他自己也已不常去看他,我也不忍心去打扰他。
·离开
直到前几天晚上,接到报社传来消息,还有许多好友来讯,说查先生走了,享年94岁。
有人说,他的走,带走一片江湖,也留下一片江湖。
人世情缘,有来有去,只有江湖,始终未老。
查先生的一生,创造了中华文化的一个经典,我觉得,每个到过他的国度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我们都是。
风过江湖在,心潮逐浪高。
查先生并没有离开,始终会和他的江湖同在,继续那永远的传奇。只要有心,有情,就会和他相见,就在他写的每一部小说里。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
从此,查先生就站在光明里,微笑。
查先生并没有离开,始终会和他的江湖同在,继续那永远的传奇。只要有心,有情,就会和他相见,就在他写的每一部小说里。
(作者是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