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的回归

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失去了平静孤独的自我，失去了个人作风的直率简朴，也就越来越不可能去把握去倾听去喜欢去感动超越了时代纷乱和天地混沌的古典音乐。

去年年底，我跟团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旅游，当地的导游是一位浓眉大眼、英俊挺拔的小伙子，一头细密黑郁的鬈发尤其飘逸潇洒，大家都先入为主对他有好感。城市观光的其中一个项目，小伙子带领大家去参观芬兰古典音乐作曲家西贝柳斯的纪念碑，它竖立在一座占地广大的公园内。在旅游大巴到达公园前的那段路上，他向旅客们详细介绍了西贝柳斯的生平，作曲家在芬兰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他的一些著名音乐作品，包括最广为人知的《芬兰颂》（Finlandia）。小伙子的叙述和讲解堪称规范专业。

西贝柳斯纪念碑果然是一件构思精巧、布置气派的艺术作品。在纪念碑附近，我和那位小伙子聊了起来，他向我补充说明了为何这座“西贝柳斯纪念碑”当初会由两组雕塑构成，以及另外一些作曲家的轶闻趣事，这使我对他的专业学识的扎实渊博又增添了几分赞赏。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的看法产生了小小的疑虑和波折，当我因为我们谈得投机而随口向他哼出《芬兰颂》最后那庄严舒缓的颂歌主题旋律时，我原本以为他会热切回应，不料他却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露出机械呆板的微笑，弄得“孤掌难鸣”的我颇为尴尬。我立刻意识到，小伙子对于西贝柳斯的生平典故和生前身后的各种影响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可是他却并不熟悉西贝柳斯的音乐，这样的“离题千里”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不知为什么，那会儿，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感。

后来，在另外的景点，团里有几个老练的阿叔阿嫂同这位导游小伙子交流调侃，打听出了他的身世经历。他是伊朗人，出生在德黑兰，年少时跟随父母移居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或是荷兰）；中学毕业后修读专科时认识了一个来自中国天津的姑娘，两人陷入热恋，不久他娶了她；结婚后夫妻俩又去中国上海住了两三年，期间从事过各种工作；再后来又双双回到欧洲，辗转来到了芬兰，定居下来；现在夫妻俩都做导游这一行。

那些阿叔阿嫂听说小伙子在上海住过好几年，马上大呼小叫把我喊过去，喂，上海人，快过来，这位美男导游是你的“同乡”哦。于是我走过去，和小伙子热烈握手，虽然有点装模作样的，可是我们的心的确好像靠近了一些。不过，先前他对于西贝柳斯《芬兰颂》音律的冷漠反应，在我的思绪中仍然是个“谜”，我仍然不能“原谅”他。

新年期间，在家于YouTube上重温了一场音乐会，是多年前由俄罗斯年轻钢琴家叶甫根尼·基辛（Evgeny Kissin）和祖宾·梅塔（Zubin Mehta）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的萧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这是我喜欢的组合。

我一直觉得基辛是一根“音乐独苗”。这场演奏，这位有着一头蓬松乱发的钢琴家弹得很华丽流畅也很严密细致，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回旋曲”，我个人觉得，他甚至弹出了些许的童真，让音乐真正感动了我。

然而，奇怪的是，正因为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动，有某个时刻，正在流逝的音乐对于我竟然有一种如此陌生的感觉。

音乐的迷惑。

由如此这般的听音乐，我生发出一些奇想：常规评论多有陈述，萧邦的钢琴作品集中代表了波兰的民族音乐。但是我以为，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甚至不太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萧邦的音乐。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萧邦之于波兰，就如同李斯特之于匈牙利、德沃夏克之于捷克、西贝柳斯之于芬兰、格里格之于挪威……等等，其指向其联系都不免有些牵强附会并偏离音乐的实质。我觉得“民族音乐家”的称号对于这些伟大作曲家都不怎么确切，尤其是萧邦，“民族”的框架（或者音乐的“民粹主义”）对比于他的崇高音乐人格乃是太小器了太僵化了也太沉重了。就音乐本身的宗旨来说，就音乐表现的最高成就来说，就音乐和人类心灵感悟的关系来说，萧邦钢琴乐曲的每一个音符，其实代表的更是作曲家个人单纯精粹的艺术情操、意趣和境界。

这种单纯精粹是很可能会迷惑我们的，因为它刚强尖利，而我们的内心往往十分脆弱。

由如此这般的听音乐，我又不由想起了那次在赫尔辛基遭遇的一时无可排解的巨大失落感，我似乎解开了那个思绪中的“谜”──出于对待伊朗小伙子的一份同情和同理心。

如今世界上，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成为地球村的流浪者，就像这位小伙子，他的到目前为止并不漫长的人生，已经体验过的，已经难以自拔的，时时处处举家移民，每到一处适者生存，四海之内信息爆炸，生活频谱喧闹追随──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失去了平静孤独的自我，失去了个人作风的直率简朴，也就越来越不可能去把握去倾听去喜欢去感动超越了时代纷乱和天地混沌的古典音乐。在那个伊朗小伙子的日常操劳和西贝柳斯的颂歌旋律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现实现世中，人心的回归变得何其艰难。

基辛那场演出的风格，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他有起伏摇摆的肢体动作，不过我以为那是为了更好地在演奏时平衡姿态，并不像有些表演艺术家，手舞足蹈，恣意张扬，钢琴仿佛成了一架危险的高压电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辛的脸部表情，是没有什么表情，直白了说有几分木讷僵硬，这更不像那些表演艺术家，眼波流转，顾盼四溢，笑眯眯的很邪。

据说这是因为基辛的脸部神经有一点缺陷，不过这“病症”正好救了他！

病情相依，他指尖流露出的几许童真恰恰对应了他直观状态的几许老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最新国情咨文演说中有一段话：“1944年的D日，美国士兵在英吉利海峡的黑夜中出发，他们只是18岁和19岁的年轻人，在脆弱的登陆艇上冲向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战斗。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未来的一个小时内幸存，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机会老去……”

那一句“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机会老去”真使我感慨万千。

老去是福。老去才能接近人生真谛，才能接近音乐理念的单纯和精粹！

我一一回忆起上世纪好多位钢琴巨人“老之已至”的演奏神态：鲁宾斯坦像一具巍然不动、银发直立的雕塑；里赫特秃发的脑袋圆硕无比，像一块花岗岩，戴副老花眼镜，乐谱上方摆放一盏小台灯，如同在自家书房里一样聚精会神、旁若无人；普利尼走上舞台时颤颤巍巍的步伐，弹奏时悲天悯人的一脸苦相；然后就是霍洛维兹，脑袋低垂，眼袋深陷，手掌笃定，还有一滴鼻涕凝悬在“万人之上”……

那样的不拘一格的景象是多么生动多么迷人啊！他们在在向全世界的俗众，还有向上帝证明了，什么是作为大写的完美的人的“有机会老去”。

而基辛无疑属于能够老去的钢琴家，那些轻浮的表演艺术家一辈子不能。

说回头，萧邦的音乐，西贝柳斯的音乐，不都是具有深刻的“老去”印痕的音乐？

我相信，那个伊朗小伙子有一天也“有机会老去”。那时，经历种种精神和肉体的磨炼和熏陶，他终于会在某种程度上同古典音乐融合，因为他的生活毕竟同西贝柳斯其人其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他就会用全部的内心真情来向每一位旅客哼唱《芬兰颂》的颂歌主题。

所以，我原谅了他，不，我喜欢他，我本来就原谅了他。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