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和瓦尔登

瓦尔登很小，但它可以是整个世界，只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才能看出这世界的光芒与完整，只有一颗善于感知的心灵才能感察觉平凡与日常中的深邃。

一些作者写到有关瓦尔登湖的“朝圣”经历时，会用到“失望”这个词。具体说，就是因第一眼看到瓦尔登湖竟然如此之小而感到失望。但我不太能够理解这样的失望或称“心灵落差”，难道梭罗在“Walden”这本书里曾把瓦尔登描绘成一个烟波浩渺的大湖？这地方的全名是Walden Pond，它是个池塘。梭罗不是徐霞客，他不是遍访名山大川的旅游家，他选择住在瓦尔登湖畔，不是因为此地是风景胜地，而是想在此亲身经历如何与自然相处，专注思考人如何生活等问题。正因为瓦尔登是麻萨诸塞千百个普通池塘之一，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普通池塘之一，《瓦尔登湖》这本书才具有更卓越的意义。瓦尔登湖，它必然就是小而美的，它必然一眼看似寻常却气象万千，它必然就像平凡生活本身那样看似无意义却包含着人生的全部奥秘，它刚好诠释了被梭罗视为精神导师的爱默生那句名言：“一滴水就是一个小小的海洋。一个人联系着整个自然，从平凡事物中感受价值，可以结出累累硕果。”瓦尔登很小，但它可以是整个世界，只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才能看出这世界的光芒与完整，只有一颗善于感知的心灵才能感察觉平凡与日常中的深邃。

在康科德作家群里，梭罗是唯一出生于康科德的“土著”。他于1817年出生于康科德，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小镇度过。你至今仍可以在康科德镇弗吉尼亚路341号找到梭罗的出生地，它经过修缮，现在是一栋两层半白色木屋，烟囱在房子的中央，名为“威勒－米诺特农舍”（Wheeler-Minot Farmhouse），又称梭罗农舍。

1837年，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没有选择当时的哈佛毕业生热衷的职业：律师、医生、企业家……也没有接手家族的铅笔制造业。他选择教学。梭罗最初任教于康科德公立学院，后因反对鞭打学生而离职。他和哥哥约翰后来办了一所文法学校——康科德学院，他们首创了远足、带领学生参观商店和市场的教学方式。但由于约翰去世，康科德学院于1842年关闭了。

在康科德镇民们眼中，梭罗是个没有职业的怪人。他们时常看见梭罗在林间远足，在绿野中散步，和友人在河上泛舟。梭罗喜欢观察动植物标本，搜集标本，对于学生和友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善于种植，长期在爱默生家当园丁，曾为霍桑夫妇开辟小菜园；他常年当家庭教师，还是个相当专业的土地测绘员，他为霍桑的Wayside和阿莫斯·奥尔科特家的Orchard House做宅地测绘工作并收取10美金酬劳……1844年，梭罗和朋友爱德华·霍尔在林中取火引发火灾事故，导致上百英亩瓦尔登林地被焚。至此，在康科德镇民心目中，梭罗更是沦为一个游手好闲的形象。

梭罗怎么看自己的“职业”呢？他在哈佛班级10周年问卷调查时写道：“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绘员、园丁、农夫、漆工、木匠、苦力、铅笔制造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

梭罗是个受过正规教育，极其聪慧且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但梭罗心里对自由生活方式的热爱使他不想拘于任何一种谋生的职业。爱默生曾诙谐地说，梭罗本可以当个伟大的工程师，他却偏偏选择当采集黑果队队长。霍桑有一次和梭罗泛舟同游，梭罗划船的技艺令他叹为观止：

“梭罗先生如此完美地驾驭这艘船，无论是用两个桨还是用一个桨。他的意愿似乎化为了本能，他根本无须费力就可以引导它……”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从友人们的描述中，他似乎严肃又温和，尖锐又天真，散漫又勤劳，渴望孤独又热爱朋友，坚持独善其身同时又积极地影响公众和社会……这些看似矛盾的品质在他身上十分协调地并存着。他同时热爱着大自然和人，并不厚此薄彼，在他那个时代，当征服、开发自然成为时代之“开拓”精神时，他却早已看出了人与自然的真正理想关系，成了倡导保护环境、保育生态的先锋。爱默生曾说：“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在、外在感觉完全协调的人，他在成年以后依然保持着孩童的纯真。”梭罗就是这样一个“保持着孩童的纯真”的人。他生活极其简单，终生未婚，和欲望保持距离，但他的心灵善于感知，头脑敏于思索，他的腿长于行走，他的双手勤于采集和制作……

梭罗生命中的美妙契机出现在1837年他和爱默生结交之际。此后，比他年长14岁的爱默生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和亲人般的朋友。爱默生邀请他加入超验主义俱乐部，鼓励他写作并促成其作品在超验主义刊物《日晷》（The Dial）上刊发，介绍他认识当时新英格兰文化圈最杰出的人：霍桑、阿莫斯·布朗桑·奥尔科特（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父亲）、玛格丽特·富勒……在两人刚结识时，爱默生问梭罗：“你记日记吗？”对于梭罗，这成了他受益终生的启发。他当天写了一条日记：

“‘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从今天开始，我记下了这第一条……”

其结果是1837年至1861年间的200多万字的梭罗日记，以及梭罗文中那种日记体特有的风格——具体而微的感知，对自身内在的省视、冥想般的求索，思想的电光火石，如灵感般忽然降临的启示……

1841年4月，梭罗住进爱默生的家，成为爱默生家里的园丁、修理工和家庭教师。爱默生的大量藏书进一步丰富了梭罗的知识和思想，尤其是那些有关东方文化的书籍，是梭罗在别处很难看到的，对梭罗的理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842年，梭罗遭遇了和爱默生同样的悲剧——比他年长一岁的哥哥约翰因剃刀割破皮肤导致破伤风，在梭罗的怀中去世。约翰和他的关系极为亲密，他们一起办学校，探讨思想，一起散步，泛舟远行，约翰一直是梭罗离经叛道行为的支持者和随行者。后来，梭罗写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纪念他和约翰从康科德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水上旅行。

1845年是另一个对梭罗至关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年初，他感到须要专注于思考和写作的急迫。他的至交埃勒里·钱宁对他说：

“那就走出去，给自己建一个小屋，在那里把自己活活吞噬。除此之外，对于你，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或希望。”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845年的7月4日，梭罗住进了瓦尔登湖畔的林中小屋，开始他为期两年的简单生活的“实验”。是的，从一开始，他和他的朋友们就把他在瓦尔登湖林中的生活称为“实验”——Experiment，这意味着它是有期限的，其目的是为了某种发现。

爱默生之前在瓦尔登湖附近购买了14英亩的林地，梭罗的小屋就建在爱默生拥有的林地上。梭罗明确写下了他进入林中生活的目的：

“我来到林中，因为我想要从容地生活，只面对生活最根本的事实，看看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给我的一切，而不是等到弥留之际才发现自己根本从未真正生活过。我不想过一种不是生活的生活，生命是如此珍贵；我也不想与世隔绝，除非万不得已。我想要深刻地生活，吸取生命之精髓。”

一切再清楚不过了，梭罗来到湖畔，进入林中，他的目的不是遗世地隐居，而是在自然中“依靠自己”简单地生活，更深切地认识生活，并专注于写作和思考。梭罗基本靠自己的双手提供生活所需，他自己修缮小屋，种植作物，采集果实，钓鱼，从林中伐木取暖，从湖中取饮水，在湖里洗澡……但他在瓦尔登的生活并非全然与世隔绝，梭罗的小屋不乏访客，如爱默生、钱宁、奥尔科特，他们来看望他，在小屋里聊天；梭罗并不是每一餐都取自自然，他偶尔也会散步到大约一英里半之外的爱默生家去吃饭；1846年8月，梭罗还短期地离开湖畔，到缅因州卡塔丁山旅行。这次的旅行经历后来写入了《缅因森林》（The Maine Woods）……

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插曲”是梭罗在1846年7月的某天外出时撞见了收税官山姆·斯塔普斯（Sam Staples），山姆要梭罗支付他拖欠了六年的人头税，但梭罗拒绝为政府交税，因为他反对美西战争和蓄奴制度。梭罗被关进牢里一夜。第二天，有人为他支付了税款，他才被释放。事实证明，这个事件对他和世界都影响重大。

梭罗曾说：“就像我们面对面和在明朗的白天里悟到真理一样，我们也在暗地里和在黑夜中与真理不期而遇。”

在牢里的这一夜，想必也是他在黑暗中“与真理不期而遇”的一夜，启发了他对民主政府的权力界限，公民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个人与政府关系等问题的思考。1848年1月和2月，梭罗先后两次在康科德会堂做了题为“个人对于政府的权利及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公开演讲，演讲的内容后被整理为一篇名为《对公民政府的反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的论文，又称《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在《公民不服从》中，梭罗宣称真正负责任的公民不是盲目追随政府、服从法令的人，而是追随自己的意志和良知，以促成一个更好的政府；对于自己不赞同的法律和制度，公民有权利甚至义务去反抗、不服从，以避免成为政府行使不义的帮凶：

“难道公民在某个时刻必须让良心在立法者面前止步？良心是一丝一毫都不得违反的啊！如果可以违反，人们还要良心做什么！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臣民’。”

他当然不是多数派的信徒，“多数派”的决定从不是让他服从的理由，他要人们相信“个人”的良知和判断力，而非随波逐流：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赌博……获胜不需要什么道德，只涉及到你是不是下对了赌注……一个智者是不会允许正义任由几率摆布的，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多数派的力量使之获胜。在群体行为中没有什么美德可言。”

他尖锐抨击容忍南方蓄奴制度的美国政府：

“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一个正直的人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的回答是：和它有任何关系都使人蒙羞。如果它同时还是奴隶们的政府，我怎会承认它是我的政府？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

这种以一己之力非暴力地反抗，不与不义政府合作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启发了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在内的无数和平反抗者。马丁·路德·金在自传中写道：

“梭罗因反对这场不义之战，拒绝缴税而入狱。我由此知道了非暴力反抗的原理。他提倡不和恶势力妥协的理念使我震撼不已，让我一读再读。我开始相信，不向恶势力妥协是一种道德责任，就和行善一样。没有人比亨利·戴维·梭罗更传神更热诚地表现这个想法……”

这样的梭罗，怎会是个与世无争的淡泊隐士？事实是，他不仅是特立独行的思想革新者，还是一个坚定的行动派。康科德超验主义作家群里都是废奴主义者，无论是爱默生、梭罗还是奥尔科特，他们不仅到处宣传废奴，其中一些人还参加了当时的“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组织，收留逃亡黑奴，帮助他们前往加拿大。1859年，约翰·布朗起义失败后两周，梭罗在康科德做了“为约翰·布朗上校请愿”的演讲。布朗被处死后，梭罗在康科德教堂敲响大钟，召集人们哀悼，再次发表演说。梭罗不仅不与恶妥协，也从未停止过抗争。

1847年9月6日，梭罗结束两年两个月又两天的“林中生活”，离开瓦尔登湖。即将第二次动身去欧洲的爱默生立即邀请梭罗到他家中居住，嘱托他在其离开期间帮妻子莉迪恩（Lidian）照料家务，而爱默生直到1848年下半年才返回康科德。

湖畔实验结束之后的几年，梭罗一边工作以偿还债务，一边整理、修改有关瓦尔登湖畔生活的手记。1854年，《瓦尔登，或林中生活》（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出版。在出版之初，它的价值远未被认知。也有些许评论，但批评家们只是把它当作传统的美国散文，赞扬它揭示了自然的纯洁、和谐之美。很快，寥寥的好评也沉寂下来，它成了一本不为人所注意的书。《瓦尔登湖》是梭罗在世时出版的仅有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是梭罗自掏腰包出版的，印刷1000册，仅售出了300册。

随着时间流逝，梭罗的伟大与日俱增。《瓦尔登湖》在文体上的现代性被公认超越了绝大多数同时代作家。同时，这位在150年前就宣称“人类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工具的工具”的思想者依然显得如此超前，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意识到梭罗早在100多年前给予我们的告诫的意义。他成了回归自然者、生态保护主义者、崇尚简单生活方式者、反过度消耗和消费主义者，以及和平抗议者眼中的圣人，而《瓦尔登湖》则成了厄普代克所谓“被膜拜却未被充分阅读的《圣经》”。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仅仅在一本书里，他就超越了美国曾有过的一切。”当然，这样的盛名和赞誉，都已经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了。

1860年，梭罗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经常卧病在床。他在病中平静地修改《缅因森林》等作品的手稿，并写信给出版商期求出版，但这个愿望直到去世都未能实现。在最后那段时间，梭罗的生命仿佛变成了一轮“秋天的太阳”，如他的诗里所写：

我已枯萎、变黄，

醇香自我生命深处散发

橡子在我的树林里坠落

冬日在我的情绪里徘徊……

某天，姨妈路易莎来看望病重的梭罗，问他是否终于和上帝达成和解。梭罗开玩笑说：“我不知道我们曾有过争执。”大约两周后，即1862年5月6日，44岁的梭罗在位于康科德主路255号（255 Main Street）的家中去世。临终前，他说：“很好的航行就要开始。”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