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
本地写作人
每当看着这张照片，总是浮想联翩。
暮色苍茫中，一座墙角斑驳、风貌陈旧的大房子，抬眼看去，复古格调的西式拱廊、石头雕饰，以及铁壳风灯依然在详尽数叨着不平凡的往日心事，门窗玻璃上的朦胧反光可能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建筑物周围点缀的老枝新叶，不经意间散发出一种以往岁月所特有的又蓬勃又颓废的气息，时光交错中，意味深长下……
二楼，铁栏已经锈蚀的阳台，靠边的位置，站着一个头发棕红（可能是染的），身穿绛紫色衬衣的中年妇女（也许接近老年了），她正在边抽烟，边望着不远处什么地方，看惯了的景色与人流。或者其实她只是在抽烟──当场我看到了丝丝袅袅的灰白色烟雾飘过她的发际和肩背，但是照片的镜头里却没法重现那过于轻灵难以捉摸的烟雾──她并没有在张望什么，并没有要张望什么。要么，或许，她的百无聊赖的双眼，带着犹疑嘲弄的神情，正在打量着逝去不复返的旧时代和旧情人……
照片给了我慵懒怀旧的臆想，还有些许油画的感觉，某个退潮年代的笔触凝重而细节感伤的油画。
它令我耳边回荡起了电影《贝隆夫人》（Evita）中的那首著名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影片中麦当娜也是站在一座殖民时期建造的大楼的阳台上，凄楚委婉地向广场上聚集的大众陈述“传奇一生”的心情纠葛：“我细诉心底话，大家都会惊讶。在你们眼中，是当年的旧相识，尽管锦衣绣袍，生活却混乱不堪，情非得已，只好如此。一切无足轻重，并非意料中事。说句心底话，我从未离开大家，我爱你们，亦希望你们也爱我……”
那是2017年晚秋，我在游览古巴哈瓦那的旧城区时，拍到的一个瞬间。
也可以认为那不是瞬间，不是片刻，而是几十年的情景匆忙之间，夹杂在前后冲撞左右摇摆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相当含有人文意味的缓冲，一个忧郁痛苦而不易消失的定格，值得细细审视细细探讨。
那回机缘巧合，去了刚刚“对外开放”不久的古巴，这个中美洲地理位置和历史位置都“首当其冲”的岛国，游览“风情万种”的哈瓦那，在那儿遇到了几件体现“时事和风气变化”的事，恰好可以佐证，那“阳台上吸烟的妇女”，并非是一个孤傲偶然的存在。
其一，当天早上，我们按照当局的有关“规定”，朝拜了市区中心的“革命博物馆”，那里正在举办纪念切·格瓦拉的大型图片展览。这位闻名全球的革命家戴着贝雷帽的浪漫形象，连续风靡了几代青年人的理想乌托邦。过后，导游答应一个团员的再三请求，带领大家去了当地的农贸市场（后来那位团员才支吾说出，他只是想找商店买一瓶矿泉水，不去市场也罢的）。不期然到了地方，众人目瞪口呆，所谓的“市场”，如此萧条局促，物资如此奇缺匮乏。毫无疑问，古巴的“改革开放”迫在眉睫。
当天这两款“短兵相接”的行程节目，对比鲜明地向“世人”宣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及无数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它们的空洞喧嚣和黯然失败。对于这一切我并不陌生，我自己的小半个人生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革命洗礼和生活煎熬，我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移民到新加坡的。
所以我知道，“阳台上吸烟的妇女”已经不是“世人”，她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世外之人”。
其二，较为琐细的，人的故事。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以上那种“短兵相接”的矛盾。
带领我们观光的古巴导游是个热情奔放活力四射的小伙子，在北京留过学，中文说得字正腔圆，还取了个自鸣得意的中文名字：王富贵。
我们参观“革命博物馆”里所展示的格瓦拉生前的物品和相片时，王富贵屡屡表示，他对格瓦拉很崇拜。参观完毕回到旅游车上，他又向我们介绍，半个多世纪前，格瓦拉在人们还沉浸在古巴革命的胜利中时，决定离开哈瓦那，小胡子贝雷帽留了一封充满激情和留恋的告别信给大胡子绿军帽（卡斯特罗）。后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捕牺牲后，卡斯特罗亲自向“革命广场”上数十上百万群众大声念出了那封信，多少人听着失声痛哭，悲恸欲绝！其实，那时候王富贵还没出生，但是他已经有了那段“记忆”。许多人都是在真假难辨的记忆中长大的，尤其是革命和英雄的记忆。
旅程中彼此混熟了，王富贵向大家透露，他除了做导游，也兼职做中文补习教师。如今在古巴，补习中文每小时的收费，大大高过补习英文或其他文种的。有人就询问他目前的收入，他羞涩告知，每月约2000美元（约2690新元），而在哈瓦那，一般的“白领”和“蓝领”的收入每月不到100美元（约136新元）。王富贵真是很富贵。
不过，富贵的人不一定具有富贵的生活态度，“钱不够用”是普遍心态。在一家售卖手工雪茄的指定商店，我偶然看到旅客们买完货品离开后，王富贵在和店员用西班牙语争执什么，争得面红耳赤。我猜想他们争论的是王富贵应该得到的抽佣份额。
游览快结束时，王富贵向车内旅客数次笑嘻嘻强调，他是不能收取“额外”小费的，他把“额外”两字说得特别响亮特别顺溜。大家眼神交流，议论纷纷地揣摩他的言下之意。旅客预先交付的团费里已经清楚注明，包括了给当地导游和司机的费用。那么，他是在暗示，还要给他另外的小费，要给多少？
时代的潮流冲击世界每个角落，冲击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随着古巴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各行各业包括频繁接触花花外界的旅游业，出现了经济规律盛行和金钱主义至上，是无可避免也无可奈何的。王富贵心目中的格瓦拉，最终是否会演变为一个抽象无力的“贝雷帽”符号？
所以我知道，“阳台上吸烟的妇女”是一个和王富贵相同的人，却又是一个和王富贵不同的人。她是王富贵的“远房”，却又是他的“长辈”。她独自站立，和现实若即若离。
最近，我思索了另一个相关问题，以前的殖民地，要怎样对待历史事实和历史遗产？什么叫做“历史虚无主义”？
那是因为我偶然看到一幅贴在本地邻里警察局外墙上的巨大广告，受到启发。广告上的大字写着：1820～2020，200 years of Policing（警务200周年）。
本地的警察部队已经拥有200年的历史了──从一开始由殖民者英国人建立的十几人的队伍，到如今几万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就历史陈述的形式来说，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创立的警察制度是自然延续而客观完整地受到承认的。没有基于意识形态的粗暴割断，更没有因为反叛和斗争的需要，而加以贬低丑化。
去年，本地还大张旗鼓地举行了纪念和庆祝“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的各项活动──不避忌讳，现今繁荣昌盛的狮城，其“发迹史”可以追溯到莱佛士登陆，这位“远东殖民帝国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了海港城市新加坡。
我们和历史是由一些始终共同享有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200周年纪念办公室”所命名的价值观：开放、多元文化和自决。
反观古巴那样的国家，它们独立后大多保留了前殖民地的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比如哈瓦那的旧城区，无非是围绕几个旧广场的一大片旧建筑，仅仅提供给游客“观赏”。但是在激进的“革命者”的骨子和心里，在健全国家制度的层面，甚至在伦理道德的高度，却完全丧失了“继承先辈的精神”和“尊重事实的勇气”。
所以我知道，“阳台上吸烟的妇女”虽然住在旧城区，心境却“新老交替”欲说还休。从古巴回来已近三年，我觉得，她依然站在那儿观望，但她显然看不远，而观望带来的往往是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