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不易，新旧事物要兼容并蓄的难度最高。
但人心不变，精神不存，再好的制度或成就也无由赓续。
关于不可思议的地铁碧山站隧道积水事件，探讨与究责的文字已经很多。我只想分享一则蒋梦麟《西潮》里的，类似的故事。
北京在13世纪建城之初，就已经预见了城市排水的重要性，所以除了全城遍设规模宏大的下水道系统之外，还规定：一年一次，每一街区负责的官员必须跳进下水道，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的出口，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爬回地面，确保排水系统的畅通。
后来时间久了，管制的螺丝松动，许多下水道都有淤积，官员没法子或是根本懒得清理。于是穷则变，变则通，他们竟想出了李代桃僵的妙计：人还是照样进去，然后，算好视察的高级长官脚程，让另一个打扮得一模一样的人再从另一头的出口跳出来。如此年复一年，仪式照旧搬演，但维持水道畅通的原义与功能已然全失。
如果程序只剩表象而无实质，而肉食者又在“和谐”的名目下心甘情愿地被骗，那么设计再怎么完美，控制再怎么周到，规模再怎么宏大的组织，也都只是一团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裱糊纸牌屋而已。
平心而论，一个运行超过30年的系统，总会有些大大小小的毛病。特别是在试着安装新东西到旧系统上的时候，从机具寿命、零件规格，到人员的训练与表现，都可能会有新旧扞格的问题。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种问题或痛苦，通常发生在“变法”或是“维新”的时候。
最近的一次该算是19世纪后半的“自强运动”——旨在富国强兵，建设新海军是指针性的工程，而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更是指标中的指标。
它是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旧夹杂的典型案例。海军是个科技含量高的新兵种，而北洋舰队，更是除了拥有亚洲最大主力舰之外，还有高素质的官兵——比如说它的高级军官全部留学英国，军中号令全用英语。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在衣服器用军纪规章上看到旧中国的影子，像水兵的军服是“浅檐草帽，紧身袄裤……随身各配小刀一柄”；军歌则“须以中国乐器演奏”——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不然一首纯以笙箫筝琴弹奏的古乐军歌该有多新奇！
关于“旧”的痕迹，还有一个蹊跷之处：军官们可以带“师爷”上船！原来每个军官都是“官老爷”：舰长相当于知府，士官长相当于知县。结果甲午战前，许多军官纷纷违反规定，在岸上自盖衙门，一逞威风。几千年的酱缸文化，当个官儿光宗耀祖的想法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也就无怪乎在西方的外表之下，出现了种种光怪陆离的扭曲现象。当军风精神纪律荡然无存的时候，腐败也就理直气壮起来：
军舰从事商业营运——甚至大量从朝鲜走私人参，导致舰船锅炉过度使用濒于报废。像广甲军舰平日便专职送荔枝给“老佛爷”！
“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究战事……平日操演炮靶，唯船动而靶不动……奉行故事，唯求演放整齐。”也就是：军事演习，纯粹讲究好看与表面功夫。目标容易，大家一体达成，皆大欢喜。这简直是把国防军当作玩具兵在耍了！
“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一条船的战备兵力只剩一半，这种战力可想而知。
阅兵时人数不足，于是临时雇用当地农渔民甚至地痞无赖凑人头，只要“风吹不倒”即可。
上下交相贼的结果，便是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的全军覆没。
我们要认知的是：变法不易，新旧事物要兼容并蓄的难度最高。但人心不变，精神不存，再好的制度或成就也无由赓续。而人的惰性更让在上位者容易习狃于“祖宗成法”。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身登大宝，天下粗定之后，就曾询问功臣们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房谋杜断”的房玄龄主张大唐天下是百战而得，所以创业维艰；而“以人为镜”的魏征却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帝王马上得天下，而人性好逸恶劳，人君多能慎始但鲜能克终，因此守成才是大大不易！
让我们祝福新加坡地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