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贵族之贵不在血统，不在学历，不在他住的楼盘或喝的红酒多贵。“贵”象征着更大的责任。
如果问你：“新加坡到底有没有贵族”，你会怎么回答？
很多人直接的反应会是：神经病，那些公侯伯子男，格格贝勒爷，不就早已随风而逝了？
严谨的朋友则会先试着澄清贵族的定义：好嘛，我承认有些人的命就是比较好；贵族，不就是那些出生时就口含金银汤匙，人生一开始立足点就比旁人高、比旁人顺遂的那票家伙？
在这个民主的时代，我们其实很难启齿但铁证如山的是：真的有贵族的存在。以前它源自于与统治者的血胤关系——也就是父亲的授精或是母亲的阴道决定了孩子的一生；今天，贵族则以“山头”“豪门”“学派”“校友”等名目，用精巧但更彻底的方式，在各政经领域盘根错节。
去年底《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的头版新闻都报道了一则关于社会阶级分化的消息。该文开宗明义地点出：一个社会最怕就是出现阶级对立，更可怕的是出现“世袭贵族”VS“世袭贫民”。教育背景和住房类型已成为社会断层线——它体现在“名校生”“非名校生”“居住私宅者”与“居住组屋者”等分界点上。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还需要贵族吗？
贵族通常视野较宽，眼界较高——因为他们，承着父兄家族的余荫，见过许多世面，经历过偌大风浪，自然而然成为许多领域的中坚与领导者。我们当然可以民粹地高呼：“打倒贵族！”但除非我们有着承受俄国十月革命或中国文化大革命般，天翻地覆、血流漂杵的心理准备，不然任何打倒斗臭的行动，注定只能是一场找不到真正敌人的无聊游戏——而且革命英雄一旦上了台，都会像《动物农庄》里那只叫拿破仑的猪一般，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的贵族。
打不倒它就学着与它共存罢！首要原则就是：社会的流动性。我们要从制度面切断或者至少减少“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政与经的结合一点都不正经——它只会造出贪婪短视的政客与不求上进的企业家。理由无比简单：从政者如果只看到自己的荷包，就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明智的长期决策；而服膺效率第一的商人，会很自然地倾向“赚最容易的钱”——减税、炒楼、并吞、垄断、压低工资、主导环评，再用这些“超额利润”资助政客与学界，将自己的代议士送进政府做更多的护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此完全无能为力——对公义的信仰永远不可能战胜对金银的垂涎。
这种人不叫贵族，叫做“游食者”，是韩非子定义的国家“五蠹”之一。
现代贵族之贵不在血统，不在学历，不在他住的楼盘或喝的红酒多贵。“贵”象征着更大的责任。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贵族政治的美德在于“节制的精神”，贵族在租税上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得累积不当的财富。他们必须是“不刻意佯装高贵，平易近人，与人民穿着同样服装，参与人民所有的快乐”的人。
就像古罗马的贵族，他们的特权是“打仗时走在最前面”。
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与宿敌迦太基打了三次延亘百年、争取地中海霸权的“布匿克战争”。罗马人几乎家家举哀，户户国殇，其中贵族阶级的伤亡比例远高于平民——25位执政官参战，8人战死。这些贵族，是率先执干戈以卫社稷，与同胞和光同尘，生死与共的人。
那怎么样拆解这些社会“断层线”的“计时炸弹”？
必须透过教育、体育、志愿服务和文化活动，增加跨社群交流的机会，不能让“朋友圈”或“关系圈”进一步固化。
至于实际的做法，可以让贵族的孩子们如柏拉图所说的：“从高傲的眉毛上滴下汗珠以赚取自己的衣食”；或让他们“旧劳于外，爱暨小人”——实际参加劳动，体会一般小民生活的不易，而不要“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
或者让他们再诵读一遍新加坡的国家信约：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作者从事金融业，2014年从台湾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