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有压力才需要诗歌

香港诗人廖伟棠坦言，在香港，像他这样的全职作家很少。香港生活压力大，许多人问他，这种环境之下，怎么写好诗？他答：有压力才需要诗歌，与城市对抗。

“懂”对于诗是无效的。

诗不一定要读得懂，诗不一定要有形式，更重要的是，诗如何引起共鸣与震动。

诗人廖伟棠认为诗有无限可能，读者无须学究似的去拆解去分析，很多时候诗关乎感受。

1975年出生于中国广东，1997年移居香港，诗人廖伟棠年轻时曾豪取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联合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等征文大奖。他也是摄影师、乐评人，也编辑摄影相关的杂志。

廖伟棠的兴趣很广，热爱民谣、摇滚、地下音乐，2001年到北京生活，与北京独立音乐人、艺术家一起生活，发现他的“波希米亚中国”。后来他参加北京当地非政府组织，担任摄影师，接触许多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人，促使他用相机记录中国底层生活。五年后回香港，继续以市民生活为摄影对象，反映社会问题。

对他来说，摄影就像日本俳句。

摄影是刹那的艺术，千分之一秒，一瞬间。俳句亦然，在普通生活中，截取灵光一闪，内容甚至是谈走路的时候如何不要踩到一只蚂蚁那样平凡。

廖伟棠接受联合早报电话访问时说，摄影平民化普及化后，摄影题材也改变，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摄影对象。俳句在日本的文学传统里，从来就不是高门槛的文类，一般人都在创作，就像《诗经》里面的作品大都来自民间。诗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才被典律化的。

自少年时代，廖伟棠便开始玩音乐，西方的民谣、摇滚、实验音乐，对他影响至深。没有成为音乐人，廖伟棠成为作家后，继续以文字完成他未竟的摇滚梦。他认为他的作品必须朗诵出来，正如鲍勃·迪伦的词，绝对不能脱离歌。

廖伟棠是鲍勃·迪伦的铁粉，写超过3万字关于鲍勃·迪伦的乐评。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坛引起争议，廖伟棠也在各地报章撰文、接受访问提醒人们，歌也是诗的传统，并赞誉鲍勃·迪伦“鲸吞时代”。

廖伟棠说，鲍勃·迪伦太丰富了，打开人们的感官，一如法国诗人兰波，一如李商隐、李贺。

1999年廖伟棠写了《一个无名氏的爱与死之歌——对Bob Dylan的五次变奏》，获得时报文学奖诗歌首奖。这首诗便是他一边听着鲍勃·迪伦专辑，一边写出来的作品。他将之视为鲍勃·迪伦给他的礼物。

廖伟棠的作品主要以粤语思考，有时也以华语思考。他这次受新加坡作家节邀请，举办对谈、工作坊之余，也将参与朗诗活动。届时他将以粤语朗诵。

廖伟棠住在大屿山，离开繁华的香港市区与热闹的九龙半岛。他坦言，在香港，像他这样的全职作家很少。香港生活压力的确很大，许多人问他，这种环境之下，怎么写好诗？他回答：有压力才需要诗歌，与城市对抗。

他相信诗对社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现代人太急功近利才会经常追问诗的意义与功能。他以杜甫为例，杜甫在世时不过一个小诗人，但许多年后，人们终于发现他的伟大，发现他的诗捍卫汉语的美。面对现代诗，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不可急于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