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和沉睡的孩子 介绍爱沙尼亚诗人凯普林 Jaan Kaplinski

1941年生于爱沙尼亚的凯普林（Jaan Kaplinski）喜欢《道德经》和白居易。他是爱沙尼亚最负盛名的诗人，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凯普林说，诗是我们受到某种强烈情感震撼之后，寻找内心和谐的一种方法，是我们跟自己的内心世界之间的联系，并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认为20世纪最出色的西方诗歌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也把自己看做这些中国古代诗人的学生、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渺小门徒。

17年后，回头重译爱沙尼亚诗人凯普林（Jaan Kaplinski）这些没有题目的诗，仍然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静谧，安好。我视诗如归。

读凯普林的诗，不会感觉自己的头盖骨被撬开，也不会感觉浑身发冷，没有火能够暖和。如果每读一首诗，都要头盖骨被撬开一次，都要浑身发冷一回，那也很累吧？他的诗是一个内心柔软的忘年交跟你闲聊，关于一只蜘蛛掉入在塑料袋里，挣扎着爬出来；关于他在等候妻儿买雪糕时，偶然发现脚下的花花草草，都是他童年的朋友；关于这个夏天充满各种昆虫，他坐在窗前，听见某种，说不清是土蜂、黄蜂还是电线、飞机还是汽车，还是生命想告诉他一些什么，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关于光秃秃的树木如何让他着迷；关于他在抱着沉睡的孩子时想到一首短诗，但他不敢拿铅笔写下来，他感觉到，比起字来，寂静和沉睡的孩子，有更深刻的意义……

也许你会觉得这些诗絮叨琐屑，但凯普林无疑找到最适合他观察生活、沉思生命、回到内心的方式，他有很多诗都是一种直观的呈现，朴实而自然，清澈但深邃，看似随意松弛，却又令人回味。

1997年，我在墨尔本St. Kilda街上某家书店里发现凯普林的英译诗选《游移的边界》（The Wandering Border），一读如故。2000年，我一个人去东欧西亚背包旅行，只带三本书。一本是旅游指南，启程不久就掉了，接下来的行程全靠萍水相逢的背包客提供的资料，和他们从自己的旅游指南上撕下来给我的地图。一本是杜赫丝（Marguerite Duras）的《写作》，两个月后就被偷走，我也不以为意，不知道是哪一个雅贼呢，品味那么好。还有一本就是《游移的边界》，一路陪我走了两年。

旅行到波兰时，曾经想过去爱沙尼亚找凯普林，但没去成，因为必须途经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申请过境签证的手续太麻烦了。当然我也可以买张机票，直接从波兰飞去爱沙尼亚，但我舍不得花这个钱。我还记得立陶宛领事馆的官员脸上始终漠无表情，嘴角僵硬。但也因为这样，我在波兰逗留一个多月，后来又南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我在东欧到处乱走大半年，然后回去伦敦投靠老友，过一个迷惘而不快乐的冬天。其实也有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譬如我在伦敦的二手书店里，意外发现凯普林另两本英译诗选：《穿越森林》（Through The Forest）和《我们心中的同一片海》（The Sea In Us All）。

有一天晚上，在互联网上闲晃，无意间晃到凯普林的网站，喜出望外，立刻写一封电邮给他。十几分钟以后，收到他的回信，那时他正在意大利旅行。辗转一场，原来没有一条路是冤枉的。我还发现，原来Jaan Kaplinski有个中文名字，叫凯普林。凯普林，我想起纪沃诺（Jean Giono）的《种树的男人》，我想起书里那个老人，靠一双手，长年累月辛勤垦殖，让贫瘠的大地蔚然成林，让荒僻的山区重获生机……

1941年生于爱沙尼亚塔尔图，喜欢《道德经》、白居易和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凯普林说，诗，是我们受到某种强烈情感震撼之后，寻找内心和谐的一种方法，是我们跟自己的内心世界之间的联系，并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认为20世纪最出色的西方诗歌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也把自己看做这些中国古代诗人的学生、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渺小门徒。

听说他是爱沙尼亚最负盛名的诗人，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一点都不重要，对我来说。我喜欢他的诗，这就够了。

次年春天，我背起背包重新出发，一路走一路把《游移的边界》一首首译成中文。走到斯洛文尼亚时，已经完成20多首。我在波茵湖边的民宿住两天，白天随意游走湖边，晚上猫在房间，把译好的诗一首首抄在笔记本上。

两天后我把笔记本寄给了凯普林。我想起当年在墨尔本St. Kilda街上某家书店里，有那么多诗集，但我只看中《游移的边界》。付钱的时候，老板笑说：“这是一本好书。”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视而笑，因为这本诗集。凯普林的诗没有守卫森严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