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47岁时决定回新加坡。父亲带全家回印度，那年她才12岁。
父亲二战前到新加坡来，苦干节俭，把工钱寄回家乡。二战结束后“消息”传到新加坡，妻子改嫁，他没有恼，1951年与妈妈结婚。“妈妈不知道她是二老婆，父亲瞒着她，一直到我出世。”莎拉笑。
1965年父亲携妻小回印度，她到现在也没弄懂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
47岁她毅然决定回来新加坡。说回只一半说对。三弟开车载她到三巴旺，依照30几年前东一块西一块她的记忆绕了几个圈子，却怎么贴也不够拼她的童年。他们的家呢？父亲带全家回印度，那年她才12岁，懂什么？现在也没弄懂，连心情都说不上来，茫然，惊叹，满足？中年了越梦见心情越空白。回到加冷峇鲁她的新家，一房一厅，租的。她回家了吗？她真的没弄懂。门外很陌生，一切，包括整齐的树。还好，屋内有亲情的润泽，兄弟给她买了床铺、一桌一椅、炊具、小冰箱……让她定下心。可躺在床上又像睡在别人的床，天花板空空的白。父亲已经去世。兄弟都成家各有自己的幸福，妈妈跟三弟住。她终于也回来了。三弟带她到我住的apartment做清洁工，白天兼看守。一总才18户，出入常遇见，我说hello，她说yes sir，以为要吩咐她做什么。后来我半句她半句接上好几句，渐熟络，就说到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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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幸亏妈妈没弄丢了。她说，ya，open the eyes for us。她是这么说的。用很破的英语交谈，她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她的意思。妈妈一直保留妥当，自己的护照和子女的出生纸，说到这个她眼角滚下一颗泪，笑得有点不是笑。她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趁她新来乍到心里涌上一种踏实的温暖被这些年来冷却又尝到了苦涩。现实很朦胧，弄不懂的事太多。
她的名字是Saradamma，我叫她莎拉。一直以为她是外劳。丈夫在印度，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印度。每三两年就听她说要回印度的家，老伴就收拾些旧衣物给她带去。逢过农历年我包个红包给她，一对橘子祝她Happy New Year。大宝森节她送来印度零食，一些油炸面食之类。午后，有时看她在讲电话，阿妈阿妈地叫，有几次讲得很急，泪都掉下来了还一句追一句都打战似的杀去，在骂人！她骂丈夫酗酒，把她汇过去的钱拿去买酒喝。她谈起丈夫，气归气，还是带着笑的。后来竟灰了心，眼眶泛着泪光，她说：“我不管他了，我弟弟也警告我——你要留点钱给自己！我省吃俭用呀！”孙子告诉她，嬷嬷，叔叔喝醉回家打破了窗子，玻璃撒满地。她听了泪簌簌下。难怪一条心都灰了，儿子和老爸竟一个样，喝醉就疯。到夜里透出寒意来她的一条灰了的心，眼泪就滚，隔千山万水，泪流不过去，她的家。
我真的以为是破英语弄的错，当莎拉告诉我她是新加坡公民。事实很铁，她是外劳。
莎拉加重语气：“我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我家在三巴旺，父亲在海军部做工。”她还给自己找到很好的注解：“我在Canberra Primary School读到五年级。”
都是千真万确。她没弄懂的是，1965年父亲为什么带全家回印度。大人的事她不敢问。12岁要出远门她觉得好玩，坐船好玩。妈妈是担心的。妈妈建议留下女儿（莎拉）和儿子（莎拉的二弟）让姨妈照顾，回印度把家安顿好了才接过去。父亲执意不肯。
妈妈担心路给堵死了，果然。才一年半，父亲又回来新加坡工作。只身回来，失去家的依靠，日子空空掉了什么似的。父亲一定觉得很荒谬很无奈吧。故事还得往前说。二战前父亲远渡重洋到新加坡来，苦干节俭，把工钱寄回家乡。儿子出世才九个月就离家，日子在这里过，心在家乡守着。日军侵占新加坡期间他躲过劫难，家乡却传说他死了。爷爷做主，父亲的儿子过继给弟弟做儿子，父亲的妻子改嫁给弟弟做妻子。我想起曹乃谦写温家窑，《男人》说的是同样的道理，老柱柱娶个妻子回家，告诉弟弟二柱他们俩“朋锅”，就是“隔半个月这厢，隔半个月那厢”共同拥有老柱柱的妻子。二柱快40了还是光棍，眼看着也实在娶不下妻子。“娶下是娶下的愁，娶不下是娶不下的愁”。老柱柱的主意一举二得，既解决了二柱娶女人的事，也可以拿二柱免去娶亲赚下的钱，去给孩子们捏上三间窑。小百姓自有活下去的办法。让战争打乱了，贫穷打乱了，日子还得过，小老百姓相信的道理就只剩下看得见的油瓶米缸。
二战结束后“消息”传到新加坡，父亲知道妻子改嫁，他没有恼，1951年父亲与妈妈结婚。
“妈妈不知道她是二老婆，父亲瞒着她，一直到我出世。”莎拉笑呵呵，“妈妈开抽屉看到信，一气之下，抱起我。”她比个手势抱baby在怀里。“七个月大，一路掉眼泪，回怡保自己的娘家。”莎拉笑呵呵，接着俨起脸说：“父亲可以一直瞒妈妈，他没有，孩子都有了——还能飞吗？”
父亲私下有个老老实实的想法吧——不该再瞒她了，就故意把信放在抽屉里等妈妈发现。不过，我没对莎拉说。娘家用妈妈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抚平了妈妈的委屈，都劝，父亲是个好男人呀，不抽烟不喝酒……那个妻子在印度已经不是他的妻子啦……费尽口舌。父亲灰头灰脸赶到怡保来，对妈妈说：“我现在的家在新加坡是你的家呀……”妈妈收了眼泪抱起她又回到新加坡自己的家。
莎拉说：“My father is a good man.”她不仅一次给父亲一个赞。我想，日子也能抚平一些委屈的，当妈妈把往事告诉莎拉的时候母女一起笑呵呵，不恨自己是二老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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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父亲携妻小回印度，发现事实和想象的不一样。他寄钱回家乡买田地盖房子，房子田地他们拿去抵押，钱他们拿去花，买酒喝。父亲在印度的家是big family，“他们”是big family里的人。父亲过继给弟弟的儿子长大了，会欺负他们，“他们”是新来乍到莎拉这边的人。虽是鸡毛蒜皮芝麻绿豆，一旦引起争执就在心里长疙瘩。烦恼很多，父亲心灰意冷，越过越不是日子。父亲又回到新加坡来刻苦工作，寄钱回去把房子田地赎回来。
夜里孤身只影，父亲的心情像一时走神烧焦了咖喱饭吧，舍不得，他最爱吃咖喱饭，添一点清水就稀里胡啦连焦巴都吞进去。他要找谁说去？他甚至一直都没把心里的话说给妻子听。当暮色沉沉却不见邮差的踪影，他想去年的去年想到1965年，越想越觉得造化弄人。不对！这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坚持。怎么就执意要回去？因为怀念家乡？恨现实无情？恐惧失业？自豪？打心底生起的自豪？跟盲流？每次琢磨都有不同的答案。最后流下泪得出一个结论：是自己笨。生自己的气已经太迟了。本来住在三巴旺，全家。现在妻子、儿子、女儿留在印度——他的家。也是他们的家吗？妻子、儿子、女儿喜欢留在印度的家吗？用莎拉的话是stuck there。而他不也stuck here？会不会抛下床铺，我这样推想，在一个没有星星月亮的晚上，他彳亍到三巴旺，坐在海边，孤单一个。浪不急，风很轻。二战爆发，他没有死。我跟随着他的步子去揣摩他的心情。他携带了必需品就从印度一个叫Vadacherry的村子坐船到新加坡，在海军部工作，住进员工宿舍。他只要一个家，住六口人，许多印度同胞聚居在那儿，感觉很好。浪迎来了又退回去，海空空的响。天整个就压下来似的。他枯坐到深夜露重。日子变得怎么样了？他想到1979年。他这样一个劳工年纪过了半百，孤单单。一年过去了一年又迎来。风冷飕飕，夜暗暗的静。想到此刻的自己，他宁愿用意气来看自己——没有堂皇文字的粉饰，去掉政治现实的关卡，拒绝媒体讲技巧的过滤，也不经过有智慧的人的俯视与捡拾——不就想赚钱安自己的家吗？把命运把握在手里？一个单纯安分的念头。可快60了他的家在哪里？夜暗暗的静。海空空的响。都是小老百姓的日子把小老百姓卡了。他怀疑天地站在他这一边。是吗？是。不是吗？小老百姓的命运就是这样的轮转！他是笨！当海浪突然袭来到脚下，他起身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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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妈妈带三个儿子回到新加坡，父亲重新当起一家之主。妈妈有新加坡护照，三个弟弟有新加坡的出生纸，回来就成了公民。妈妈和兄弟与父亲团聚，她留在印度。莎拉结婚了，有一女二男，肚子里有六个月。她留下看父亲的房子，在印度的家想新加坡的家。兄弟在新加坡都成家，子女得到好的教育，有的在学校当老师。1990年捎来消息，父亲过世。她在田地里想，父亲想家吗，想哪个家？禁不止眼泪簌簌滚落地里。因为父亲，她一直没有觉得委屈；因为生活，她一直觉得委屈。可是，真的，日子把一点希望也灭了，一点星火也灰了，一点滋味也馊了，一点快乐也戒了。她照样下田，又一个365天，她耕耘的土地没有从她的心田开花结蕾。2000年莎拉决定放下，田地和家，只身到新加坡来。她的丈夫是印度公民，子女是印度公民，她只能一个过来。她的兄弟带她去移民厅办新加坡居民证，当天就拿到。那张出生纸open the eyes for us，当下她是这么说。她去按了指纹就是新加坡公民了。
因为离开，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她才读五年级，会顺利升班吗，会考过关吗，读完中学甚至高中成绩不错继续升上大学吗？真的不知道。不过，丈夫应是新加坡丈夫，子女应是新加坡子女，家应是在某个新镇，一家六口住在一起。子女得到好的教育，在学校当老师，和她兄弟的子女一样。如今，她的命运变得如此确定，无可把握的确定。她，是父亲一个执意的选择造成的。问父亲？怎么敢？问父亲什么呢？真的，不知道该问父亲什么。
我找李国梁一位对本地文史掌故有丰富学识的朋友聊，了解上个世纪60年代。国梁兄忆起，1967年英国为了减轻在亚洲的军事负担，决定从新加坡撤军，政府估计将有百分之20的受雇人口因此而失业。那时候，新加坡只有简单的机械工业，如制作火柴、粉笔、蚊香之类，70年代初才起步发展比较有增值的工业，如造纸业，就业市场是比较狭窄的。当英国酝酿撤军到决定撤军期间，受雇于英国海军和空军的印度同胞感到忧愁、困惑，情绪一波一波，圈子里就导引出惶惶不安的氛围。后来有的选择到英国去抓机会，有的选择回印度安家，有的决定留下来。都为了生活，不是政治意识的左右。国梁兄说到自己的一次巧遇，近年旅游英国，在酒店，与一个印裔朋友攀谈，他就是当年从新加坡移居英国的。聊着聊着，竟发觉：历史是一部兵书，在位者抢去写。后来，导演拿去再创作，把剧情改了，把舞台撤了，把演员换了，兵书变成连续剧。小老百姓以为自己是战场上的士卒，不是。竟沦为什么呢？到了莎拉，她真的不懂。父亲知道这个吗？有一点，我是确定的，莎拉没有埋怨父亲。My father is a good man. 说到父亲她的言语是温暖的、怀念的，以至于我把她的命运和父亲的命运重叠。她在演父亲的角色，她的下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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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租一个家。如果问她，家是什么？她会怎么说？我没问，不忍。说就要打从心底说起，我不想去撩拨她的伤痕。可是，禁不住却又去推想。回到家，做了饭，天黑了，她侧歪着身子坐下，捧起碗，灯泡吊在半空晃，亮一点昏黄的温暖，饭送进嘴，一口慢似一口。一桩接一桩的心事把饭的滋味都掩住了。平日看见她讲电话讲得叽里呱啦，就说“阿妈嗄”——你在和妈妈讲电话啊，我翘起拇指给她看。她停下话筒，带笑告诉我：是女儿。最是快乐的时候，她讲电话！2014年她申请丈夫过来，一个瘦长、畏怯的男人。住四个月，签证延了两次。我问莎拉，为什么申请他过来呀？她说，让他自己看，工作多辛苦呀——你还喝酒吗？丈夫似乎让她失望。我想，丈夫没能获得准证住下来，若有份工作让他去吃苦，说不定就改变了他，这是心里——她和他心里——藏有的“希望”吧。希望最后没有成形。签证到期了不得不回去。她有点年纪了，屡次诉苦，膝盖痛，打针要花钱，吃药要吃药。因为手痛，她伸出手掌给我看，洗车也不行了，本来帮几户洗车子赚点外快的，我的车子就让她洗。约两年前有个小伙子大清早来帮莎拉倒垃圾。是她的儿子，老幺，才到三几个月，目前在打工，到医院做维修输送带的工作，受雇于承包商，哪所医院出问题叫他到哪里去，薪水1000出头。星期天儿子让妈妈休息，过来倒垃圾。儿子和妈妈住一起。住一起省下住宿费，我说。不，200元，照样从薪水扣去，莎拉说。为什么？不知道。住外劳宿舍是受雇配套里规定的吧，我这样设想。制度有盲点，有人的贪婪。母子在现代社会的文明里寄人篱下，只得认命。
年头莎拉喜滋滋地告诉我，她要回印度，儿子要回去结婚。
不回来了吗？回来。她先回来。儿子多待个把月。
新婚之后就两地相隔，上一代的寂寞儿子也熬上了。心里沉沉的我包个红包送她，恭喜她。结婚时候做的西装大衣——收了这许多年啊——拿出来送她儿子，老伴把些半旧的衣物让她一起带去。她儿子高高瘦瘦，我的西装大衣恐怕不合身。
回来她谈起儿子的婚事，脸上很阳光。她的笑容告诉我，媳妇在医院当护士特别令她感到骄傲。问莎拉，儿子可能留下吗，成为永久居民。莎拉说，打听过了，莎拉对这个儿子很赞，勤劳工作，不酗酒，跟哥哥不一样。儿子告诉她，阿妈，我要有自己的家，不要和哥哥住一起。莎拉说，好。儿子告诉她，阿妈，这里过日子不容易啊！储蓄够了我回去买地盖房子。莎拉说，好。中学未毕业，他明白条件不够。晚饭后母子坐在厅里，日光灯下四壁惨惨的白。母子琢磨了这许多日子，希望来了，最后这个空掉，那个太重，希望都不是希望。什么时候是最后呢？
儿子回去了你也回去吗？有一天她在扫地，我试探着问。
日子仿佛停顿在眼前，不知道，她说。可一转身日子却又延长到远远茫茫。悠悠地她说：会吧，我也老了，子女都在印度。
今早泡了咖啡刚坐下，有人敲门，才七点钟。是莎拉。送来五个香蕉，goreng pisang那种，公寓园地里种的，她照顾，她收成。我说两个就好。她说，never mind, maam likes。这款香蕉的皮明显有五瓣，老伴说，等熟透发黑斑，不好看就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