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油小生
关于阿嬷的一切，我总后知后觉。
我从前很讨厌女佣。
阿嬷90岁的时候摔坏腿，爸妈请了女佣贴身照顾。
女佣名叫卡蒂，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们家从没请过女佣，爸妈和我一样，都觉别扭，也就不敢安排其他工作，不许她打扫，她唯一任务就是照顾阿嬷，以致卡蒂同阿嬷成了连体婴。她们形影不离，无论是推着轮椅，还是架着步行器，卡蒂总在阿嬷身后，就像阿嬷老迈身体外延一副年轻精壮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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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到新加坡念大学，周末才回新山老屋。
老屋是旧式单层平房，门前有个小庭院，一边用来停车，一边是小花园，种了棵芒果树，年纪和我一样大。小时候在院子里玩，发现芒果树树皮树枝会分泌稠如精液的粘液，最怕弄脏衣服，好恶心。从前芒果很甜，不过到了阿嬷摔伤的时节，芒果树已结不出甜果，不是被虫蛀烂，就是涩涩难以下咽，老爸都提早摘下来腌，冰箱里都是大小透明罐子，里头泡满绿中透白的芒果肉片，像是什么科学实验品。
庭院小花园还天然长了许多草药，有一种叫“遍地锦”的，仿佛迷你荷叶伞开满地，有时繁茂，有时又消失不见，感觉真有什么小小的生灵撑着伞到处迁移。小时候发热，吃西药没效，阿嬷就到小花园拔草，洗一洗，搬出灰甸甸的石臼，捣烂了逼我吃。青草汁苦涩辛辣，我不敢张嘴，阿嬷就舀一汤匙蜜糖，拌一拌给我。也不知道是药效显著还是心理作用，每次青草汁出马，果然药到病除。
这药方经久没人开了，小花园也再长不出小小的荷叶伞。
遍地锦，多好听的名字，仿佛也隐喻生命的锦茂，同时潜台词是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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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老屋正门，穿堂而过是屋尾阿嬷的卧房。每次回家打开老屋正门，都会遥遥望见卡蒂坐在床角，直盯着门口发呆。卡蒂粗壮而孤单的身影，老屋洋灰地墨亮的银光，被卧房门框框成一幅画，色调就像德国浪漫派画家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岸边的僧侣》（Der Monch am Meer）和《橡树下的寺院》（Abtei im Eichwald），灰暗中隐露灵光。
卡蒂是阿嬷的眼睛，阿嬷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她就注意着门外缓慢发生的一切，我们老屋所在的柔佛再也花园。
柔佛再也的街道以植物命名，老屋坐落在名为刺桐的街道上。刺桐树常绿，生命力旺盛，会开出成串红色的花朵，有一句马来俗谚：“Laksana bunga dedap, sungguh merah berbau tidak.”意思是刺桐花空有红艳的外表，但一点也不香，后来被用来讽刺虚有其表的人。
不知道卡蒂有没有从路名联想到这句俗谚，也许她眼中所有雇主的家，总都是看起来很美，仅此而已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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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蒂精壮，力气也大，脸上肉肉的，带点稚气。
那时候家里人多屋小，电脑摆在天井改成的后厅，就在阿嬷卧房外，我打电玩看动漫电影都霸在那里。夜半，卡蒂经常搀着阿嬷出来上厕所，我总感觉背后有四只眼睛盯着我看。感觉像飞机舱里看电影看到激情画面的时候，空姐偏偏送餐过来。故作镇定的同时，我知道我隐晦幽暗的一切，早已无所遁形。
这诡异的罪恶感困恼着我，使我对卡蒂带有奇怪的敌意。我同她保持距离，甚至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可是卡蒂搀扶着阿嬷的画面，却又如此符合家人对阿嬷年轻时坚忍形象的描述：阿嬷背着她的小姑，从潮州潮安湖美乡，一路走到福建，然后又背着小姑到南洋。小姑就是老姑，阿公的小妹，他们年纪相差十几岁。每年农历新年初三，我们一家人都要开车到新加坡德惠区的公寓拜访她老人家，却很少提起战时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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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零散的往事于我，总是迷离混乱难以拼凑，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好比母亲后来告诉我的版本，就没有背的动作，叙事里阿嬷还嫌老姑娇嫩，走不了路，吃不起苦，才没多远双脚竟肿起来，结果原计十天的行程延误了两天。母亲还学阿嬷的口气，用潮州话说：“当时有个算命的告诉阿嬷，老鼠拖葫芦。”
母亲形容阿嬷是大家闺秀，家里还算富裕，无奈她的母亲过世之后，这一房兄妹的日子急转直下，才会“下嫁”给阿公这个跑南洋打拼的穷小子。
1930年代，阿公从新山回湖美乡，娶了阿嬷，四个月后阿公又独身折返新山打理巴刹的生意，战事就爆发了。
阿公和新山老巴刹的兄弟们躲到离新山市区百公里外的山芭拉央拉央，在人民抗日军的荫蔽下勉强度日，日后成了患难兄弟，一辈子肝胆相照。阿嬷在家乡，同家婆、小姑三个女人相依为命。母亲说，阿嬷经常在夜里带一箩筐番薯，规避日军的逡巡，踩着小溪烂泥地，偷偷去找人换米。阿嬷曾告诉母亲，溪地烂泥处处，每踩一步就陷一步，寸步难行，杖着竹筐，缓慢前行。
一边是男人的故事，一边是女人的。
直到晚年，阿嬷每天都还徒步到柔佛再也大巴刹买菜买早餐，回家喂饱我们几个小瓜，也常给阿公带他喜欢的肉骨茶。午餐，阿嬷就把前一晚的剩饭加新米煮成白粥，然后照例要煎一块西刀鱼。西刀鱼好多刺，我们就在餐桌上慢慢吮，我喜欢鱼肚子，门牙贴紧鱼骨架子，刨那已成金黄的鲜咸鱼肉，配粥真是享受。其他配菜多是渍物，像菜心、橄榄菜、贡菜、罐头辣咸菜，吃一口就要喝许多粥。卡蒂到我们家后，也肩负起午餐的任务，煮粥，煎西刀鱼，复制着阿嬷的日常工序。
然后是下午时光，阿嬷不是坐到老屋正门借天光在洋灰地上读报，就是打毛线。阿嬷常说洋灰地比较凉，其实她是省电不敢开灯。
老屋大小桌案、柜子都有阿嬷的杰作。阿嬷年轻时在家乡编织工艺品，母亲说，阿嬷技术好，负责矫正其他织工的错误，那些工艺品最后都卖给洋人。民国时代啊，不知道阿嬷的作品如今还落在哪些人家？
其中一件在我身上，夜夜护着我。那是一条百衲被，正面是正方形补丁的拼贴，反面是白色棉布。我从不洗被，一盖就20年，朋友们的臭臭大多是小枕头，只有我的是百衲被。阿嬷一针一线缝的百衲被。她常坐在土地爷前，戴着厚厚的眼镜，低头工作。方形补丁对阿嬷来说是小玩意儿，还有一种六角形补丁组成的百衲被，极考功夫。阿嬷先剪出一箩筐六角形纸片，再缝上布碎，固定形状。六角形补丁可以排列出更繁复的图样，阿嬷就按颜色分类，先在地上打草稿，满意了再缝合，一条被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有天母亲拿出一条双喜被子，暗示那是阿嬷准备给我和弟弟结婚用的。
可惜阿嬷没机会见证，被子就一直藏在柜子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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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9日，日军轰炸潮安。1939年6月潮安沦陷，国民党军狼狈败退。战争的惨烈，我只能通过电影去想象。读到一条资料，潮安县沦陷前的84万人口，到1946年只剩62万，间中1943年还爆发饥荒和瘟疫。
阿嬷1917年生，战争时期不过20出头，她是如何生存下来，我只能从母亲的转述中一点点拼贴联想。
是的，全都是母亲告诉我的，这些记忆完全没有阿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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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没饭吃，阿嬷只好只身前往福建，到一户国民党官员家里当厨子，煮大锅饭，边说母亲还一边比划，仿佛当年阿嬷也是这般给母亲比划的。她说，留在村里的家婆和小姑生活艰苦，结果家婆饿死了，12岁的小姑无所适从，阿嬷接到消息，披星戴月从福建赶回家乡，把小姑接到雇主家里。“老鼠拖葫芦。”那个算命的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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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阿嬷也曾是人家的帮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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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闲聊，姐姐突然说起我小时候拿绿豆塞鼻子的糗事。她声称那个六七岁的我躲在厕所好久不肯出来，姐姐着急，叫来阿嬷，打开门看见一个小屁孩发疯似的挖鼻孔，到底是吸了多少颗绿豆？
姐姐的叙述完全不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也许不愉快的经验，容易被大脑遗弃。
如果是真的，姐姐当时一定幸灾乐祸笑我鼻子里会长出豆芽。
我只记得，有一次我误食鱼骨，又疼又怕，记忆中有一只粗粗的白色手指，伸进我的喉咙，乱抠软口盖那敏感的吊钟，好恶心。姐姐眼睛发亮地提醒我，鱼骨噎着那回，前后两次上诊所，都是阿嬷带我的呀，你这个不肖孙，竟敢忘记！
是吗？
阿嬷当时拖着我，仿佛爷爷牵着小丸子那样吗？我一边走还一边哇哇大哭吗？一直走，一直走，就像阿嬷当年牵着老姑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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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嬷的一切，我总后知后觉。
至于阿嬷与卡蒂，她们之间仿佛还有着某种经验上的连结。阿嬷不懂马来话，大概也没办法跟卡蒂提起那些飘渺的往事，卡蒂也总是沉默，勤勤恳恳照料阿嬷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总害怕看见卡蒂那张心事重重的脸。
毕业后，成为新闻记者，在新加坡讨论女佣薪金与休假课题的那两年里，我接触许多在狮城讨生活的印尼与菲律宾女子，她们健康热情，风华正茂，接受访问的时候侃侃而谈，没有遮拦，经常还请我吃东西，跟卡蒂的形象完全不同。卡蒂，24小时看护暮年体弱的老人，该有多苦闷？我竟何其冷酷，像异物一样对待一个女子，她默默接受所有我不愿意承担的身为孙子的义务，包括那些严酷的记忆，包括阿嬷的屎尿和伤处引起的所有痛苦表情。
阿嬷去世后，卡蒂告诉我母亲，她要回家乡结婚去，从此也再没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