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条溪。岛上有不少的溪。溪之流淌,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


岛上有不少的溪在流淌。


为什么是溪?(这是老人话语嘛。)溪是比喻。如果你拿溪比对河江与湖海,这里不会有弦外之音——区区的小。它描述的,是祖父母辈迁徙,在地落户,入乡随俗之后的薪传与新生。我的博客版头有一句话:我的生命是一条细水长流。我的写作是一条细水长流。有两层意思:一、我乃一介草民,鸣叫如溪流之响;二、我的写作表达了对润泽自家土地以及对源远流长的关切——后者其实紧扣我对社会现实的关切。


流动性是文化自源头起便出现的常态。因流动而变异。郭振羽教授受“吾庐俱乐部”和“陈嘉庚基金会”邀请发表专题演讲就说,新加坡华族文化具有源自原乡共性以及本土生发的双重特质。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主持由“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主办之研讨会,主题“落地和生根——新加坡华族艺术回顾与前瞻”,林任君总结时说,华族文化艺术在本地区与其他文化长久以来相互交流、碰撞,已经形成独立的文化命脉,能够自信地与中华文化的主流或其他支流平行对话、互动,而且对文化母体进行回馈。我说的“溪”,便含有这层意思。林任君接着说:“曾几何时,这个华文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人为的和自然的,或两者互为因果的——近几十年来不断地加速萎缩,水土迅速流失,空气受到严重污染,阳光也不时受到重重的乌云遮蔽……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其实,这样的“萎缩”差不多就到了“不闻枯树再生枝”的境况——我所谓的“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便指这样的颓势。


(都爷爷奶奶啦。爷爷奶奶还推石头上山吗?)


(爷爷奶奶看见了,就推。)


因为是针对研讨会主题讲话,林任君仅对华文生态表达看法。我想,他不会反对我的观点:“我不是站在单一的华族立场发言,而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以宏观的视野看我们社会的人文事业的发展倾向。多元是新加坡文化的特质,要守护此特质,首先各族群必须先守护得住各自的文化——保持它在日常生活里的生命力。也唯有守护得住,才能在迅速变迁中的世界仍保持我们国家的面貌,各族群以及个人的面貌。”(《孤独瞭望:英培安小说世界》页90)倘若母族文化的土壤日愈贫瘠,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本土?本土究竟何所指?


(保持多元视野。继续开放。我不悲观。)


(视若无睹算不算悲观?)


(看到眼前的现实已经是铁板一块算不算悲观?)


方言失去着力的支点,母语失去日常的功能,在这个现实上谈“萎缩”的问题,包括传承薪火、融入本土、吸收西方、接纳多元,将面对更复杂更棘手的情境。这几个元素将如何发酵,碰击?如何平行对应?(希望落叶归根的根有了新的意思。)(化作春泥还护花,花就是花。)我在《孤独瞭望:英培安小说世界》一书里表达我的关切:整体上,人文艺术的走向是向西方倾斜。虽然,从事现代艺术创作是不可能不用到西方的现代技巧,不可能不参照西方的美学观点。推开窗口向外看,看到新鲜事物,激生新的思维。推开、向外看,这个动作是重要的。但是,同时必须清楚意识到,“我”是站在岛国的土地上,从“自家”的窗口看出去。这一点自觉很重要。就是说,技巧可以学习、吸取;理论只能参照、借镜。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现实、社会语境、文化传统,以及我们的文学发展过程。


(那个萧某会旗帜鲜明的把你写进他的报告。)


(只能从西边看过来吗?)


(好像有一点复杂。不是什么东方西方的问题。)


文化就是生活嘛。生活却摆脱不开政治。文化自来就是,政治博弈底下的生活/政治现实。可是,“日常”依然是存在的。那么,怎么过日子?怎么在三者(政治—文化—生活)之间“进”和“出”并保持自己独有的观照视角?我用两句老话打比喻,尝试说一番道理供参考。


第一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政治是黄雀?文化是螳螂?生活是蝉?大致如此。却也未必。最好站在“三者” 后面安静地看。天晓得黄雀之后是不是有不止一只老鹰?而且,三者的关系是,时而和谐,时而对弈,它们占有的位子并不固定。所以,不好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是黄雀。


第二句,山高皇帝远。“皇帝”是政治。“山高”是生活。“皇帝远”是文化。“皇帝”的位置大抵确定无疑——请留意,“皇帝”并不专指集权统治。后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过日子的最佳状态是怎么样呢?是感觉不到“皇帝”的存在。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生活展示文化,文化体现生活,相互辉映。选择“山高”表示喜欢过“皇帝远”的生活。(这是逃避现实嘛。)可以说,选择“山高皇帝远”等同于选择一种生活美学。不要小看卒子,过了河就有自己的自由。(请问,谁不是过了河了?)一盘棋是一天的现实,一盘棋却也可以有一天的快乐和满足。


我感到幸福。我的幸福源自我获得写作的能力,一种释放自己和完成自己的自由。这个自由在于我就是愿望的实践。我写日常。那些细碎,微不足道,累积够足了,反映到一个人身上,便是看得见的品格:热忱、善良、真挚,有所向往。


1949年,二战结束四年后我在静山村诞生。九岁进小一。班主任看我高大,选我做班长。我不会喊起立行礼坐下,教了还是不会。我是“憨仔”。“憨仔”没有大记忆。日军曾经的占领与屠杀,学生奋勇发起反殖反黄运动,那些都是后来听来的。我只有琐碎的小记忆。不论大记忆或小记忆经过温习和剪裁,可能留下有用的东西——大家有共识的情感。写作的动力便是,用美好的形式去彰显和发扬那些美好的情感——无论大时代的精神或小情趣的快乐。中国作家余华说,他特别喜欢读那些平淡的故事,平淡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可能持久的力量。有一点,时间是起作用的。时间让记忆不断成长……时间对于记忆有点像阳光和水。是的,经验告诉我们,时间的态度足以信赖:我们处于“被动”的时候,时间展示了被遮蔽的真相;我们处于主动的时候,时间不断产生新的意义。


时间有它自己的轨道。当我写作时,我就跑到时间的轨道来参与其运作。海明威说:“最好的写作来自你有爱的时候。”这里的爱是大爱。比如对某事某物某地,你注入了情感,就会去守护它。卡尔维诺说:“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秘密是,知道如何保存愿望的力量使之不被破坏。”我以为,愿望的力量源自你对记忆的把握、理解和珍重,是累积的,好像一座山。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座山。


戴望舒说: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他有一首诗题为《我的记忆》,其中一节这样写:


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戴望舒不是企图还原他的记忆。他在乎的是:我与记忆是否保持着亲切可感的关系。记忆是我的老朋友,他常常来看我,与我闲话家常吗?


回到我的写作,我怎么参与时间的运作?


处于创作状态中的“我”看现实生活中的“我”。看到些什么?所谓看,含有观察、反思、了解、期盼的意思。因此,这个“我”含有“不仅是我”的意思。


我看到的那些“我”含有隐喻性:活着展示的意义或者欠缺应有的意义。我想用两个关键词来谈我的写作。


第一个是:基础情感。国家要发展就要有基础设施,同样的,人的成长必须有基础情感,过程才会完整与稳定。基础情感的培养靠日常里对人文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一直处于形塑中,并且,自觉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与成长。


第二个是:疏离与陌生。现代人是生活的主人吗?恐怕不是。现代生活早已被扭曲与被操弄,剩下色彩、声动、影乱、躁动、速度、兴奋、不安。网络科技来势不可挡,环球市场加快同质化,接着是,人才流动频密,日常节奏快速,对实用哲学越发迷信,所谓信念、理想与价值……变得模糊不清,而母语丧失了功能,或者无以着力,所谓传统,是必须用远镜头才看见的一幅旅途风景……结果是:对深度疏离,对意义疏离,对人文疏离,对母语隐喻的尊严疏离 ……因疏离而陌生,因陌生而隔膜,对情感承载的温暖感到生怯怯。


(而且,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一身轻松啊。)


(推开推远了嘛。)


建议您还是回到生活,从小小地方去领会“基础情感”和“疏离与陌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苏枕书是老京都。她说京都分“外”与“内”。寺庙神社、町家老街、祗园灯火、白川流水、鸭川川床,都收拾得很妥帖,那是专门给游客欣赏享用的“外”。那么多构图、设色经典的古都照片,逐日灌输一种京都印象……而小街的一爿书店,普通超市,幽深的后院,节庆时候的民间活动……这是游客少注意、本地人轻易不示人的“内”。她喜欢京都的“内”。她写《有鹿来》,读者看到京都的日常。我想抄一段,大家品读品读:


记得一件小事。三年前,我陪国内一位朋友去泉屋。那天,我们两人兴起,都穿了和服。流连青铜器馆,也只有我们两人。馆内解说员是位老奶奶,在角落温柔地注视着我们,某个契机,大家开始聊天。“年轻人喜欢博物馆,真好呀。”老奶奶说,又转向我,“你的汉语真好。”我只好说我是中国人,老奶奶大为惊讶:“啊,二位的和服,实在很美。”不知怎么,竟对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遇到中国人,我总要说句对不起。虽然我们曾经做过的事,并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原谅的。”对于老奶奶的善意,我很感动。这位朋友更为念念不忘,此后每到京都,必来泉屋。


——《有鹿来·泉屋博古馆》


读了令我感动的是,老奶奶对二位访客的赞赏,当她知道二位是汉人,便赞赏她们的和服很美。这个“赞赏”含有老奶奶赞赏自己的“传统”的意思。从另一边看,作者和朋友对老奶奶念念不忘,我想就是对老奶奶不亢不卑的态度的赞赏。苏枕书所说的“内”往往体现了一天里、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因此,可以说,一个人也能感觉到自己有“内”和“外”之分的。


我在乡村长大。乡野景观,节日习俗,风土人情……至今仍储存在记忆库里。它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总是跳出来,而我倾向于继续把握和充实它的内蕴和意义。这是童年的“基础情感”在时间的轨迹里生长,而且变成我观照人事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点。1980年代后出生的孩子,不明白乡村含有的情感内蕴,他们必须靠家庭和学校用人文知识来充实他们的心灵,化理性认知成感性认知,才足以成其为“心灵”。我们的教育做到这一点吗?我们的家长、校长和老师关心这一点吗?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开始拼搏,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吗?


我是一条溪。岛上有不少的溪。溪之流淌,借用苏东坡的话,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