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霖与舟妹

她哥哥有一次回笨珍时透露，舟妹觉得自己还小。说真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她，她年纪轻轻，对政治的认识却那么深刻，我自问不如。可能是她所处的环境，使她很早就对社会对国家许下重大承诺。

1991年新加坡举行大选。一天晚餐后我正要出门，看见几个穿浅蓝上衣的人从走廊另一端走来，那是工人党的队伍，估计正在挨家挨户宣传。

我认出廖金霖，他也看见我：“嘿，你住这里！请投工人党一票！”说完，哈哈大笑。“我只投票给反对党。”我也笑。

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他还是高高瘦瘦没长肉，讲话仍然那么大声豪迈，却已满头白发，鬓毛全衰。他给我两份印刷品，一是候选人刘程强的资料，一是工人党的政纲。

我们是相识近30年的朋友，不过，那几年少联系。上世纪60年代初，大家都在社阵支部活动，常在政治座谈会里碰面。有一段时期，我没正式工作，只找到两组补习，白天还挺空闲。那时我与几个朋友在后港四英里的潮州坟山下合租一栋亚答屋，有时候会到六英里巴刹找金霖聊天。他在巴刹旁一排店屋外的五脚基卖布，也兼卖儿童服装。

早上十点多，买布的人少了，我会站在档口和他聊天。我们什么都谈，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盒巴实笼岗选区的民情分析：“社阵要在这里赢的机会不大，你看我们支部后面这个村子，从罗弄刘坤开始，多数是单间的沙厘屋，篱笆围起来就有自己的花园，像独立式房子，居民生活比较过得去。他们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天主教家庭，会支持政府。还有五英里九皇爷宫后面那些红毛厝，大多数也会支持行动党。”

1965年5月1日中午，我们七八个人在支部碰头，相约下坡参加劳动节游行。我们在惹兰勿刹下车，在一排店屋的五脚基等候。今天这里的商店都没开门。不久，对面楼上的工会有一大群人冲下马路，有人迅速拉开写着“反对假合并，反对马来西亚”的红字白布条。金霖拍了我的肩膀说：“走咯！”我连忙跟着跑下台阶，融入队伍里。队伍走了20分钟来到密驼街，警察已经在路口四周摆开包围的架势，准备把我们吞并。我心情有点紧张，左右看看，队伍里只见到金霖，他却对我笑了笑，好像说：好玩的时刻到了。

催泪弹啪啪爆开时，我的眼睛已经辛辣得睁不开，便快步跑进一家理发店躲避，我看到落在后头的金霖，便呼叫他跟着来，可是进了店却没见到他，看来是老板赶快关了门，他挤不进。然而，这一来，进屋的人就成了瓮中鳖。我还来不及打听其他同伴的下落，马来西亚警察已经闯进来，把我们押下楼，走向停在路边的镇暴车。

沿路站了一排凶神恶煞的警员，每看见一个被拉着走过的游行男女，就向对方肚子赏一两个拳头。拉我的那名警察约四五十岁，显然不忍心我被打，用身子护着我，我就少挨拳头。这次抓的游行男女200多人，所有跑进商店躲避催泪弹的游行者都没法漏网，最冤枉的是，几个路人包括理发店老板都遭殃。

5月13日早上，我们第三组被控的游行者获准保释，社阵汤申区国会议员顾泱为我们签保。这时，金霖和三个支部负责人已经赶到。他们带我回后港六英里巴刹的杂菜饭摊吃一顿有鱼有肉的丰盛午餐，还享用一杯久违的浓浓咖啡乌。

后来我搬回女皇镇，也找到朝九晚五的工作，少来后港了。

1967年，我接到金霖从马来西亚柔佛州淡杯寄来的信。原来，不久前他参加一次街头抗议，被埋伏的暗牌抓了。他在信里披露：“我们七八个人刚来到马里士他路，还没按照指示把垃圾桶推到马路上，就被躲在五脚基的一群暗牌一网打尽。”1966年，社阵13名议员集体辞职决定放弃议会斗争后，有一段时期，便有人组织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

金霖被捕后十多天送回半岛，原来他不在新加坡出世，按照法律，当局有权驱逐他出境。

他继续写：“我只有蓝登记，你不知道吧？载了我们十来个人的监狱黑车，来到长堤中间便停下来。一个警长模样的人叫我们下车自己走过去。奇怪，我们走过新山那边的关卡，也没人查问，马来西亚的警察对我们完全没兴趣……”

金霖在信里给我一个淡杯的地址，叫我传给他弟弟，希望带些衣服和日用品给他。

接着我还收到他的几封信。有一封比较详细地讲了生活情况：“我跟一起押过来的人原本不认识，现在也各奔前程，如果有前程的话，哈哈……”他先在黄梨园当收割工人，有阵子在路边的卖饭摊位当助手。原本也想进棕榈园工作，负责喷杀虫药，工资会比较高。不过，搬进棕榈园，生活条件更艰难，没有水电，喝水须到河里挑，而且几乎与世隔绝。

他又来信说：“我去了笨珍，你们慢点才进来看我吧，我目前住在劳工党一名干部的家……”

接到这封信后不久，我们几个朋友决定进联邦探访金霖。我们坐绿色巴士进新山，再换当地巴士到笨珍。可是，糟了，我们在车头等了很久，却没见到金霖的影子，只好在附近一道桥上徘徊。嘿！我们在笨珍可是举目无亲，身上也没带几个钱，大家凑合着或许有钱吃顿饭，却肯定没钱住旅店，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旅店？

等了好久，才见到马路尽头有一个撒开双腿狂奔而来的人，我猜测应该是救命的天使来了，却又不像，那人肤色很黑，像马来人或者印度人。

来的真是金霖。他晒黑了，这两个月当了渔民。

“劳工党有个支持者是一家渔行的股东，每次出海捕鱼我都跟着去。渔船有两次还航行到新加坡的港脚。”金霖说他不敢上岸找我们，虽然港脚到后港支部，搭巴士也不过四五个站。他怕给渔行招来麻烦。

这时候一个外貌看来很年轻的姑娘也气喘吁吁跑来，大眼晴，小鼻子，厚嘴唇里镶满贝壳般闪亮的牙齿，皮肤黝黑却黑得发亮。

“金霖，快涂点蓝药水。”姑娘递了一个小纸袋给金霖，估计里头有药水和药棉。我看见他左大腿有道伤口，有血迹，幸好血没流了。

“对不起，刚才船入港迟了，他紧张地跳上码头却撞到石墩，也没顾上止血就飞跑过来。他怕你们下车看不到他，会很着急。”

我告诉姑娘别涂蓝药水，这种伤口应使用药棉蘸黄药水包扎才比较快复原。

“不用那么多事，回去用海水冲一冲，多两天伤口就会自己合拢的。现在先到我家，哦，她家，马上煮饭，你们都饿了。”

姑娘外号叫舟妹，自从《刘三姐》的歌声传进柔佛后，大家都这么称呼她。舟妹的家在海上，水上人家，有木桥连接海岸。

晚餐有鱼有花蟹有蚬汤，是舟妹妈妈早就准备好的，舟妹只是加热，难得丰盛的一餐。

“我妈妈晚上去鱼棚补网，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常半夜一两点才能回来。”舟妹说：“这里退潮可捡到很多种海贝，鲜蚶、海螺和蚬子。涨潮则可以钓鱼。我在厨房外丢下鱼钩，就钓过一条英尺多的鹦鹉鱼。有兴趣吗？今晚十点潮水最高，可以试试。”

那晚我们没钓鱼，几个男的，躺在客厅地板上说点旧事发点牢骚。女的与舟妹同房，估计三个人挤一张床没我们睡地板舒服。熄了大光灯，屋里全暗，只听见身子底下潮水一来一往地拍打着木桩，慢慢我感觉地板也摇晃起来，很快便睡着。

这次笨珍旅行的最大收获，是感觉金霖已经适应环境，而且挺自在的。

回程时，舟妹为我们安排挤进一辆载货的罗厘车，我们不必付车费便给送到新山关卡。在拥挤的货物堆里，不晓得谁发出羡慕的话：“这么快就交了个青春活泼的女朋友，看来他们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金霖还是回来新加坡，那不过是一年后的事。他说就凭着蓝登记顺利通关。他们另给他一张表格填写，也没为难他。

我们在跑马埔路一家印度人餐厅吃饭，他和朋友合股开的印刷公司就在附近。

他做主叫了两只炸鸡腿和两碟小菜。这炸鸡腿不同于华人的烹调，鸡腿蘸了咖喱粉，浸在油锅里炸得外焦内嫩，入口香辣酥脆，味道叫人难忘。这种鸡称为“马来鸡”，瘦巴巴的，脚骨特长，腿肉便没农场饲养的丰满，外形像一把短的巴冷刀，我们把它叫鸡刀。

我们撕咬着鸡刀，自然不会忘了年轻时几个单身汉每年除夕举行的鸡刀会。那些年，我们五个人在家吃了年夜饭，就陆续跑到李彪家聚会，一面喝啤酒，一面咬李彪下午特地下坡买回来的鸡刀。

“李彪现在怎样了？当导演了吗？”李彪读完高中就跑去日本留学，说是准备报考电影导演系。他满怀理想，那些年多亏他的热情和想象力，为年少的我们组织许多别开生面的活动，让我们至今留下美丽的回忆，鸡刀会就是一例。另一次，他安排我们乘船到柔佛海峡一座人家放弃的奎笼。我们准备住两个晚上，带的食物一餐就吃得七七八八，只好多次潜水，割下一串串寄生在木桩下的淡菜，才勉强顶上两餐。第二个晚上，又遇海面风雨大作，我睡在透风的木板上冷得发抖不在话下，最难挨的是那份担心——这荒废的奎笼随时都会被大风吹倒。

“李彪进不了电影学院，他弟弟说，最近好像去了北海道当厨师。”

鸡刀会的另两个成员，一个是在新加坡工艺学院毕业后，到船上当无线电技工的小吴，他工作时间不定，我们已少联系。刘强雄原本想念南大，后来因费用太大想先打工。他跟家里要钱买了一辆旧罗厘，每天先到汽水厂装满一箱箱汽水，再兜售给后港和榜鹅的大小杂货店。这是辛苦活，收入不高，还常要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我在路上碰过他，他说已经打消深造的念头。

金霖在我们鸡刀会五个成员中最有才华，中英文都好，英文稿译成中文没问题，中文书法和英文美术字也都有基础。当年他在支部是写黑板字的第一把交椅，宣传股写的时事分析短文都由他抄写，又快又整齐。我在印刷公司看他给几本书设计的封面也别具风格。

咬着鸡刀，我仍然没忘问他舟妹的下落。他透露舟妹在劳工党很活跃，我们见到她的那次，她其实已经准备到吉隆坡总部工作。

“她大哥在劳工党总部是受薪职员，已经多次催她去吉隆坡帮忙，可是她妈妈一直不同意。她妈妈患大肠癌，虽然已经完成化疗的疗程，仍还需要定期复诊。”舟妹最后还是离开笨珍，也离开金霖。

“你也可以去吉隆坡呀！为什么你会舍得不跟着去！”他苦笑，没回答。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答案。

金霖的印刷公司后来也兼做出版业务。1970年代，市面上出现多种香港书局出版的苏联红军小说，如《铁流》和《毁灭》的影印本，后来也翻印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刘胡兰》和《人民的炮兵》，印刷质量虽不高，却因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这些书当时还不能公开售卖，因此很受一般读者欢迎。金霖说，他抓紧时机推广这些好书，公司也赚了好几千块钱。

不过，金霖的生意能打下基础，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成果。

“我们公司什么都印，公司信纸的抬头，社团的会议记录，各类名片，甚至书签都印。热心的朋友都会介绍生意给我们，可是，如果只靠朋友，公司不可能维持太久。”

开始两三年，他经常跑宗乡会馆和行业公会，从大小坡、芽笼、红山，到武吉知马美世界，还有武吉班让十英里的社团都跑遍。

“有个星期六，接到武吉班让一家社团要印名片的电话，我立即从后港骑摩托车赶去，他们正在开会。原来只有会长要印名片100张，但是看到我立马赶来的狼狈相，在场的理事先后都同意要印名片。”

他说，公司就是凭不计盈利的专诚服务态度，终于能在市场上站稳阵脚。

“我们翻印书本，只能向小书店推销，大书店怕惹事，我也怕引起当局注意。我的摩托车后座安装一个大铁箱，塞满要卖的书本，方便到处分发。哈哈，我的摩托车后座不能载人，所以要交女朋友都难。”

金霖也出版过自己翻译的本地名人传记，听说销路也不错，然而这些书的市场毕竟受到很大限制，不可能长期保有盈利。后来他又和朋友合资成立一家盒式录音带工厂，原有的印刷机器便能派上用场，印刷卡带封面。在八九十年代，他们生产的盒式录音空带，占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近一成的市场。

金霖成为老板了。他买了一间转售的公寓式组屋，150平方米大。他有三个女儿，妻子却不是舟妹。

他太太是中学同学玲兰，在他开印刷公司初期便由朋友介绍来工作。他既然已经和舟妹断了联系，和玲兰的感情便得以逐步升华。

1971年以来，我参加的剧社，活动很多，自己和支部及校友会的朋友都减少来往，不过，有事情却不会忘记回去向这些老朋友求助。

今天翻阅我们出版过的几本演出特刊，每一本都有金霖印刷公司刊登的全版广告，有一年还刊登跨页的两版。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谈起登广告的事时，他问：“200块够吗？300也可以，广告多大无所谓。”那时我们订下的广告每页收费只是100元，因此，我跟他定了封底广告，收150元。我们的几次演出他也买票支持，包括看我们为筹款在星期天早上放映的电影。他那次买了两本票共20张。

我也留意到，其他文艺团体的演出特刊也有金霖印刷公司的广告，后来才知道，友团都晓得从其他演出特刊里寻找热心的赞助商。

1978年，我接到金霖的电话：“有空吗？出来喝杯茶？”接到这个电话我是有点狐疑的，那个年代，彼此都很忙，很少有这样的约会，他一定有重要事商量。

我应约去了后港六英里那家沿大沟渠开设的咖啡店。这店对我来讲历史悠久，我每次去支部参加活动的前后，都会选择到那里喝杯咖啡甚至用餐。咖啡店门外有一摊沙爹米粉，给的酱料很多，酱料里的花生碎粒炒得又香又脆。五毛钱一盘的沙爹米粉，除了给猪肝四片，还有猪肉片、鲜蚶和蕹菜。

我比金霖早到，他迟了不只半小时，我还担心记错约定时间。他来了，看来精神不那么好，最近忙坏了？生意出状况？

他喝了口咖啡乌，还是露出与往日一样亲切的笑容：“我有心事，不吐不快。你以前知道的故事上半段，现在想跟你透露下半段，还包含我自己都预想不到的结局。”

是舟妹的事，她牺牲了。

舟妹是位很能干的女青年，虽然只读到初中，语言能力却很强，马来话尤其好。那次她哥哥希望她支援吉隆坡郊外一个支部的活动，因为劳工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假使还能在马来族人中扩大影响力， 或许只要再增加一两百个支持者，劳工党候选人就有可能在下届选举里获胜。

可惜那次马国选举，劳工党和人民党成绩都下降，马华取得的斩获更大。

“舟妹两年后进了森林。我也是前两年辗转听说的，没人能证实。上个星期，她哥哥在新山见了我，说她去年10月在一次转移时，给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

金霖了解的情况是，舟妹当年协助吉隆坡郊区的竞选，劳工党候选人果然中选，可是全马的政治局势当时却笼罩在愁云惨雾中。舟妹于是决定走入森林，她认为宪制斗争已经没有希望。

“这些年你都没和舟妹联系过？你们究竟谈过恋爱吗？”

金霖在笨珍生活一年多，前几个月是寄住在舟妹家，确实和舟妹很亲近，不过，他出海的时间多，舟妹也常在柔佛几个城市跑动，居銮、麻坡、峇株巴辖以至东甲和新山，她到处都有朋友。

“老实说，我也不敢确定我们的关系，我喜欢她是真的，虽然她小我七八岁。她有时候很热情，很关心我的生活起居，有时候却拒人于千里之外，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我们几乎没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关键是她常回避我，显然不想和我走得太近。我回来新加坡，也是想离开一段时间，再看两人今后有无缘分？”

金霖回忆：“她哥哥有一次回笨珍时透露，舟妹觉得自己还小。说真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她，她年纪轻轻，对政治的认识却那么深刻，我自问不如。可能是她所处的环境，使她很早就对社会对国家许下重大承诺。”

舟妹的遭遇，或许足以反映这个时代的另一面图景，也令得我们这代人常百感交集。

1996年，金霖给我送来一本书：《从〈西山一窟鬼〉看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封面写着廖金霖著。

我还没问，他先解释：“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宋朝话本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你手上拿的这本书，只是我论文的下半篇。我选择把这部分印成书，题目也改了，是希望有人还读得下去。

“我印了100本，送你一本，请指教。”这书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翻一下逾300页，还有多张彩色图像。

他轻描淡写地说了自己的读书经历。十年前开始报读厦门大学函授班，从学士学位读起，再陆续考获硕士和博士文凭。

“报读厦大，一方面是补偿自己无法念本地大学的心愿，另一方面多读点文学书籍也是我的兴趣。”

我和金霖特别谈得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念高中时，我们常交换阅读中国出版的文学书籍。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他几乎齐全。

他强调，自己能在忙碌的商场生活里坚持读书做功课，确实是苦中作乐，却也其乐无穷。

1997年，我搬到白沙，少机会碰见金霖，也不晓得他还帮忙工人党的宣传工作吗？

不过，那些年我们在好多场合还是会不期而遇：不同反对党召开的群众大会，反对教育部要进一步降低小学华文水准的签名会，支持提名谢太宝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解释会议……当然也包括红白事。

三年前，患病多年的老陈去世，我去吊唁时没见到金霖，便问起老陈遗孀秀英，他知道噩耗吗？秀英当年也是支部的活跃分子，她说我来之前半小时金霖刚离开。

（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