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期）
原来老陈患癌多年，一直得到金霖的协助。这次的丧事，主要也是他在张罗。老陈家境不好，几年来常往返医院，也同时接受中医调理，花钱不少。
“金霖每个月都给我们300元，过年过节还多给，就是为了帮我们减轻生活费。真多亏他……”秀英说着说着，眼泪已簌簌而下。
“他不是给一次两次，而是前后给了五六年。啊！不止，七八年都有。”
老陈也是高中毕业生，读书成绩不错，却始终干劳力活。结婚前在建筑工地当扎铁工人，一干就是五年多，直到出事。
那天下午，他带一名突然晕倒的大叔去综合诊疗所看医生，大叔是搅拌机技工，可能吸进太多灰尘，一时呼吸困难，倒在机器旁。在诊疗所，等到大叔的妻子和儿子都赶来，他才返回工地。然而，半路上他却被一个工友拦住，说工地来了三个暗牌找他。老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段时候政治部的人常突击建筑工地。
金霖曾跟我提起这事：“老陈躲在榜鹅一个养鸡场一年多，我去见过他两三次。”老陈就在那段时候与秀英多了接触。秀英家和养鸡场为邻，老陈能住进养鸡场，也是秀英的“介绍”。
老陈避开追捕的风头后，也不去支部活动，就到裕廊造船厂当烧焊工。随着年纪老大，他换了几个岗位，直到证实患上大肠癌才停止工作。
秀英说：“近两三年，金霖每次都来载老陈去医院复诊，还送他到宏茂桥看中医。”
原来小光碟迅速占领盒式录音带和录像带的市场后，金霖的盒式录音带生意便一落千丈。不过，他还能维持印刷厂的营运。也只是前三四年，他才逐步退出商场，只保留印刷公司由太太玲兰管理。三个女儿已有自己的事业，不想接手父亲的生意。
其实，金霖不只是对老陈一片热心肠，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也常得到他的慷慨相助。
金霖很有钱吗？我说不清楚，但是他的生活比较朴素，一家还是住公寓式组屋，他开的仍是日本牌子的小汽车，最近驾的这辆已经接近“杀车”年份。
后港一道的咖啡店
近几年，后港有个社区组织每天为30多个孤苦老人提供免费送午餐到家的服务。那是政府机构支持的一项活动，金霖和玲兰都去帮忙直到今天。
“那些老人都活得很辛苦，我个人力量有限，不可能每天都送食物上门。现在有人领头做，但是人手不够，我们就乐意承担一星期两次的值班。哈哈，我现在也不管谁和谁的政治背景了，只要确实能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都支持。”
金霖2015年开始少去印刷厂，因为膝盖常作痛。不过，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中午，他还是坚持送午餐给30多个老人，他送一半，玲兰送一半。
为了这事，有一次我们在后港一道的一家咖啡店谈天时，竟然掀起热烈的讨论，他说：“有朋友认为我给这个不平等社会涂脂抹粉。”
这家咖啡店我挺熟悉，几年前曾在这里见到许哲，那位著名的百岁慈善老人，她就住在附近。金霖说，他认识许哲时，老人双脚都已没力，须要坐轮椅，推轮椅的是她的印度族好友。
“许哲是好人，我每次看到她来吃早餐，都会过来搭台。”他说自己也快80岁，不晓得离天堂的路还有多远？看到许哲每周几天忙碌赠送食品给贫苦老人，确实很感动，也想向她学习。
为此，我也颇有感触：“我们当年都反对参与所谓的慈善活动，说那是在给资本主义社会缓和阶级矛盾，模糊斗争方向。好多年前，我同意公司每个月从我的薪水里扣钱给公益金，我也定期捐款给儿童癌症基金会，就曾招来几个朋友的批评。”
想当年，我们刚出来社会工作，薪水虽少，却也多次捐钱给遭遇不幸的村民。我们这叫雪中送炭，是阶级爱的表现。然而，慈善基金持续获得的大笔捐款，却被认为是有钱人家躲避所得税的伪善。
金霖这时提起一件带点传奇味道的真人真事：“就在这家咖啡店，有好几个月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遇见一个走得满头大汗的老人来吃早餐。他看来比我大几岁。有一次，他坐下来跟我搭台，我们聊开了，原来他年轻时是社阵巴耶利峇支部文教组的干事，我们还有好几个彼此都认识的朋友。
“他每天早上一拐拐地从罗弄阿苏组屋走来，走得很辛苦。他说，髋骨曾经跌断，现在强忍住痛，还能走就要走。”
金霖说到这里，眼睛已闪着泪光：“我们都老了，老了。我留意到，他的身体越来越弱。其实，我不也一样？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一个月不如一个月。我们还能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吗？”
金霖又站起身要上厕所，我们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他已去了三次。这几年，他动过白内障手术，右耳也装了助听器，每天须要服用好几种药片。
他递给我看一张收据：“上个月，我接到他儿子的电话，说老爸去世了，我赶过去吊唁。他儿子递给我一张支票，一万元，说爸爸吩咐，由我填写，给哪家慈善机构都行。”
“唉！逝者如斯夫，时间不留情面……”很少看见金霖望天兴叹。
他再叫一杯咖啡乌：“谁说得准呢？我们还有多少年的未来？我的未来或许在明年，甚至明天就结束。”
“哈哈哈……”语带伤感的他，突然像平日那样大声笑起来：“老天爷，最少多给我几个月吧！今年的大选，我已经答应给工人党当监票员。”
（下，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