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位置与力量 ——回应吴启基的《诗路的败犬之行》

古代与当代分属两套不同体系，当代文学与包括其中的新诗，当然要建立另一套美学，方能再现目前的语境与范式。

首先，非常感谢有这份机缘，回应吴先生的文章，谈论诗与文学。我带着感恩的心，尊称“吴先生”。

1995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第三届花踪文学奖，吴先生是诗歌决审评判之一，经他的争取之下，我的《乘搭“快乐”号火车》获得首奖，那是我作为诗人的闪亮印记之一。在那之前我写得不错，之后写得更好，因为始终珍惜奖项的意义，信守文学的理想。1997年，第四届花踪文学奖新诗，我的《南洋博物馆》蝉联冠军。

1995年，我记下了吴先生的笔名“吴垠”。1999年我来新加坡读博，然后工作，却多年没跟吴先生相识，直到2019年才在一次文学活动上相认。不免为这些年的隔阂感到可惜，错失了许多跟吴先生讨教并交流的机会。

吴先生的观察是对的，小说似乎是文学的主流。这20年来的现象，无论是文学的奖项与奖金，还是媒体的报道与关注，小说与小说家光彩夺人，诗与诗人仿佛暗淡。

然则，诗与小说这两种文类，很难界定一个范畴，进行合理的对比，而且也没必要。

按照文学的考量，杜甫与曹雪芹，杨牧与白先勇，保罗·策兰（Paul Celan）与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他们各别写出的诗与小说，日月同辉，难分轩轾。

我喜欢读诗，也喜欢看小说。小说像时代的铭刻，但诗更像灵魂的触动。

诗必然有可贵、可喜之处。

韩东写诗，也写小说，拍电影。车前子写诗，也写散文，画画。他们两位都将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看到了诗的内核。

《诗》文说，诗与歌推动了人类文明，走向世界，此言极是。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诗与歌是结合搭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诗和歌分了家，各自承载不同的功能，建构不同的主体性。

诗的门槛很低，诗的门槛很高。端看你如何定位自己写作的位置。

诗容易写，会给人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它的篇幅短，字数少，仿佛可以速写。许多人就成为速成班毕业的写诗人，以为堆砌文字，拆分行数，挪用意象，皆可以成诗。何况现在的新诗也不再要求平仄与押韵，写诗的自由更是变成放任。

其实不然，诗是对语言的重新认知，想尽办法让语言激活，有新生命。

也可能是因为大多人以为，文字就是语言。文字是表面的解释，语言是后面的系统，涉及更大的语码、系统、价值、意识。诗必须穿过文字，进入语言，重新列阵，组构声音。

诗要关心的不是文字，而是语言。

诗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动力，就是尝试建构特别的言词。艾略特（T.S. Elliot）说得好，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言词，言词推动了我们，为部落的方言进行提纯。这里所谓的方言，指的当然不是一个地区语言使用的广度，而是诗人们应该追求的属于诗的语言高度。至于所谓部落，就是诗人们。

我很少热衷于赛前预测，猜想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会是谁。对于我来说，诺奖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看到之前没注意到的作家。

2013年诺奖，让更多人知道了艾莉丝·门罗（Alice Munro）。她的短篇小说，是某种卓越的示范，不复杂的行文，勾勒复杂的人性，在时间里穿梭来回，改革了叙事结构，故事隐藏了许多，却也揭示了许多。

很高兴，《诗》文分享阅读心得，介绍了俄国与韩国的诗人。

俄国作家的作品，摄人心魄，沉重，恢弘，又能达到技巧性的高度。

我最近看完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的英文诗集“Deaf Republic”（听不见的共和国），2019年出版。他出生于俄罗斯，拥有乌克兰、俄罗斯、犹太、美国等多重身份。他的诗无论形式与内容，都让人惊艳。

在那本诗集里，卡明斯基有一首诗“In the Bright Sleeve of the Sky”（在天空明亮的袖子），绝对的孤寂，写到痛楚的最深处：

是你吗？小小的灵魂，

有时候，在夜里，我

打开灯

为了不想看到。

《诗》文提到翻译的重要性，我有同感。我经常阅读的诗，是中文的与英文的，偶尔看马来文的。其他语系的诗，我只能靠翻译了。像前面谈到的保罗·策兰，他用德语写作，我只能通过英文与中文译作读他的诗。

《诗》文也谈到，诗应该有包容性、多元性。我觉得，这问题可以分成诗人、读者、研究者三个角度来看。

读者与研究者的角度，是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的。多一些不同的阅读经验，也算是换换口味，免去审美疲劳。多一些不同的观察层面，有助于了解诗场域的全景。

但很难想象，一个诗人的写作立场，如果什么范式与美学都积极拥抱，他自己的写作会好到怎样。

无所不包，很可能什么都不到位。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说，诗歌的高贵，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这是想象力在反抗现实的压力。

这句话的意思，是诗人必须面对外在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不仅仅来自政治的语境，也来自附属于文学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张力。

写诗，就是要以自转抗衡公转。诗人，一个人就是一个矩阵。

我同意吴先生的看法，写诗应该适量地挪用口语。经常有一个固化的说法，新诗应该沿袭旧诗的格律，保留若干程度的韵文体裁，使用书面的典雅文字，不应该口语化、散文化。

但是，纵览新诗这30年的变化与发展，口语化与散文式是突破僵化的工具，成功的例子包括韩东和何小竹的作品。

这涉及修辞（rhetoric）与叙事（narrative）之间如何权衡。修辞为了说服听众与读者，有时难免流于意识形态，装腔作势。叙事，语言就到语言为止，更便于建立诗的主体性，以及私密性。而口语，以及散文式的句子，是有助于叙事的。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资讯衔接无间，文学依然。由于各种语系运作使然，也因为学院典律建构所至，汉语与华语诗人向西取经比较多，反之较少。

这就是《诗》文所说的西化、国际化的现象，但不一定就是问题，巧而用之就能整合为写作资源。

西方向东方借鉴，最好的例子之一，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这位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吸收了中国与日本古典文学的养分，开创了意象主义，讲究语言的清晰度与精准度。

但对于汉语与华语诗人来说，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是否就要全盘接受，值得探讨。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应该清楚把握的。古代与当代分属两套不同体系，当代文学与包括其中的新诗，当然要建立另一套美学，方能再现目前的语境与范式。

何况，现在的词汇量比以前更为丰富、繁复多了。当代文学，应该有自己一组能独立运作的标准。

所以，还是回到文学写作的核心，是诗人要善于转化，进而风格化自己的作品，让别人对自己有辨识度。只此一家，别无他处。最好的就是他了，他给万物重新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