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视角的 潜美学 读《豹变》

林高

黄凯德说了十个故事。琢磨之常会看见真相之外的生活，生活之中的虚假。所谓“街谈巷语”其实包含对社会，对人性，以及对生存的本质形态的解读。

《豹变》收录十个短篇小说。故事都发生在岛国，最早的一篇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最晚80年代。黄凯德当过记者，跑意外新闻，职业上的阅历为他储藏了许多故事。可他不从眼下取材，《后记》说：“我无力也不愿意面对这个时代，然后就盘算不如从匆匆逝去的那个世界，像是在旧报纸堆中已经发霉发黄的新闻标题底下，放一两个像我一样，感到不合时宜的人物，看看会发生什么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会说故事者的障眼法。窥其意，仿佛过去与现在可以自由走动。又说：“小说从前是街谈巷语，里弄之间此起彼伏的叨絮和倾听……这种说故事的形态和方式，当然已经过时，不过却让我感觉无比美好，仿佛人间的此情此景，正是一篇小说中的某一个角落。”这又是障眼法。潜台词是：去年种的雨树今日开，今日的花结明年的子。

于是凯德按自己的“个性”，用自己的“腔调”说故事。所谓“个性”，是自觉并预设距离，也就是，宁愿用旁观者的冷眼，带些戏谑嘲讽的语言去介入他在叙说的故事，冷峭却也亲和。所谓“腔调”，关乎叙事和语言相契合的技巧，笔者以为，这正是凯德矻矻用心的地方。

既是“街谈巷语”，民间性便显著。那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在我们的日常里。可听起来怎么都有些滑稽荒诞，有些神秘模糊，像不是真实的。凯德喜欢从草根的感觉去着墨，写传闻，有些迷信，甚而搞笑。总之，都是贩夫走卒者流的视角。跟着作者的叙述走着瞧，便恍然觉得，荒谬变得有些写实，真相变得有些鬼祟，日常变得有些编戏。这样的审美趣味是“叙事”和“语言”产生的效果。那些破碎在日常里的细节，这里有一小块，明天又生出一小块，凯德用他的“个性”去拼贴组合，故事往往有主副两条线索，表里对应；然后用他的“腔调”去呈现，文字肌理便有了丰富的空间引人入胜——看到什么是要读者去领会的。

其中至少有六个故事是借助于少不更事的少年、小孩的口吻来完成。不尽可信的叙述增加了故事的趣味，这样的叙述语言其实也是一种障眼法。倘若孩子的故事作为一个喻体，故事里的“本体” 和“喻体”便有若即若离的关系。看童言夹杂进大人的语境里反而看到“真实”的边缘，读者不禁莞尔。《豹变》的叙事特点，就是喜欢耍顽皮，用半假不真的语言。民间看“真相”尽管不免浑水带泥沙，很有些失焦，却往往在关节处露点玄机叫人眼前咔嚓一亮。无一例外，十个故事都涉及严肃的话题，政治之纠葛、社会之导向、心理与伦理、人情与罪犯等等，那些话题埋藏在民间叙说的趣闻里。“严肃”与 “滑稽” 常常平步并行。

凯德说故事喜欢带上男人的“命根子”。在文学里“命根子”多用作隐喻或象征，暗示权势、地位、男权、尊严什么的。不过，“那事儿”牵涉到的许多人、物、事都想上台参加集体演出，绝不让“命根子”做了算。因此，凯德写到的“命根子”没有独尊一统的意思，它的内蕴是丰富的，变化的，必须从故事的整体语境去把握。譬如，《豹变》的那个“命根子”由牢牢的功能性回到它的兽性——王豹一怒施暴，老婆反而顺利为他添丁。王豹再不愁百年后没有人给他送终，歇下压抑，面子有了。卫红的爸爸遁入森林，卫红和妈妈在一夜之间不知搬迁到哪里，这是《我是李小龙》的故事主干。两件事必有关系，于是传闻很多，包括得罪鬼神，闹绯闻。“我”认定是因为李小龙的缘故——主干故事就岔开了。“我” 和卫红那晚看《我是李小龙》发觉原来有一粒、两粒的困惑。于是“你有几粒？”成为孩子辨别真和假李小龙的重心。李小龙是英雄，他是一粒还是两粒？其实没弄清楚。作者用孩子的“认真”铺展叙事，真和假的求证变得十分好玩。《九九神功》说的是男性威风的神秘性。乌仔答应传授给阿彬，据说，九九神功叫做帝王功，在古代只有皇帝才能学。乌仔喜欢把自己搞得有些神秘兮兮。他拥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物器给男人和女人配用。他自己置入“铃铛”后来又血淋淋地自己取出，行止简直有点超现实——“命根子”在这里确有它惯有的大丈夫形象。有个值得推敲的转折是，乌仔爱阿彬的堂姐，约会后怎么就决定“自废武功”呢？堂姐的“爱”不喜欢他的“男性威风”吗？乌仔到底有草根性，他迷上“男性威风”，却让堂姐以“经历一次约会”教他感到挫败，也使他回头，他决定回到海上过漂泊的日子。

“命根子 ”在故事里不断更换它的角色。从整体去读比较有味。下面列举数篇说一说。

王老师被学生看到光着的身子除了两个丰硕肥大的奶子外，还有“别的东西”，阿山闯进教室厕所看见的。《莫比乌斯之带》的背景先是推远到下大雨学校就淹水的年代。于是学生兴致勃勃去翻古龙的武侠小说找答案，发现“阴阳童子”的秘密。没多久王老师的尸体从校园的湖里浮上来。学生的“发现”和王老师的死有关系吗？错开的叙事是埋了线索的。王老师不是第一次显露不安。“就像当那所大学以一个荒诞但却不容挑战的借口宣布关闭”，王老师曾有欲言又止的时候。大家又推测学校即将改制，是否害怕适应不来的缘故。王老师和赵老师走得很近，她留给赵老师的遗书是怎么说的呢？作者自然不会告诉你。叙事时间是跳接的，属于心理时间。有个地方不妨留意一下。王老师在堂上解释什么是莫比乌斯之带，“我”的感觉颇有意思：

从桌上拿起一本作业簿子滋滋的撕下了一条纸带，双手执着带锯齿状的纸带两端扭转，后用拇指和食指衔紧，小心翼翼像捧着命根……如完成一场失传的仪式。

读者读这一篇好像拼图还缺一块。“别的东西”给王老师带来什么样的压迫感？学生不懂。“阴阳童子”是什么样的武林秘笈，学生似懂非懂。不管怎么样，王老师选择浮尸于校园里的湖，从文学看、从教育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王老师应也明白她这样死去会有争议性。

《美丽新世界》的故事有两条线：一条情感线，一条疾病线。用新世界酒店塌楼事件作背景。“疾病线”写陈博文劫后的心理：梦里惊醒、漏遗、不举，整个人变瘫痪似的。美君的死是一个隐喻。死产生的压力源自社会的眼光和伦理的负荷。

上一回是在灾场临时搭建的家属帐篷中，焦急等待拯救消息的那几个颠簸的日夜。陈博文的神经仿佛被无数道钢筋突然刺戳，再度感受到一股空乏的虚无。

因此他不愿再见到旧场景。陈博文是个有情义的人。劫后五年他到美君家向她父母拜年。美君的简单家居衣物和女性妆饰用品，一截水晶挂钩耳环，失而复得，他都保存在美君送给他的一口箱子里。他保存美君写给他的各类颜色相间的信笺。丽君读姐姐的信。丽君延续了姐姐对陈博文的爱情。美君和丽君的样子和个性很不一样，陈博文却发现，从丽君的眼睛看到了美君。下面的描述是重要的一笔：

陈博文有时会趁丽君颔首低眉时，偷偷瞧看她的发旋，仿佛深黑的水涡涟漪往外一圈一圈的蔓延，隐约露出粉色的中心如清溪中一颗剔透且笃定的石子，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是跟美君一样的呢。

后来，晚饭后，丽君强拉着陈博文到美君惨死的现场。两人默默的面对着已经消逝的往昔，紧紧牵着手，陈博文感觉到身体里，“一个新的世界即将矗立。”丽君主动治疗陈博文的“疾病”。姐妹合体的“美丽”是靠一件塌楼惨剧来完成的。这不是写姐妹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故事，却也不宜过度简化，觉得这是在说“伦常道德”不堪“本能欲望”一击便溃。“感情”和“疾病”两条线交叉所欲展示的内蕴无疑是更为多层次的：把情欲伦理的纠葛提到社会的台面去看，它是一个社会事件。

《圣诞岛来的男人》的故事重心最后应是落在约翰的家庭上。约翰渐渐明白发生在双亲身上的事。它，本来就应该是绵延不断的吧。以情为轴线，约翰讲述了一个极富隐喻意义的故事。故事的“感情色彩”是要稍加留意的：妈妈告诉约翰那个岛的事，不提那个男人；妈妈死后，约翰断断续续，从爸爸悲伤的悼念中听到完整的故事；爸爸十分重视那些信笺，发现约翰剪去邮票，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妈妈死后，爸爸把信都投进火炉里，作者这样写：

火舌熊熊的像是螃蟹燃烧的螯，随后还在进行火化的现场，在低回的诵经声之中，钳咬着母亲最后的身影，一起湮灭消散于这个人间。

成群结队仿佛蝼蚁横行霸道的红螃蟹是岛上的自然生态，以“螃蟹”为喻显然别有所指。还有，妈妈死后，爸爸写信通知那个男人，他随即到来向妈妈献花致礼。爸爸死后，那个男人同样到来献花致礼。还有，那个男人取妈妈一小瓶的骨灰撒在圣诞岛上，约翰觉得：“如今母亲的某一个部分，应该已如生前所愿，撒在圣诞岛礁岸的沙滩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 大西洋，偶尔有一两只掉队的红螃蟹”——这是重要一笔。我不厌其详地复述，只想探索这样的叙述里的隐喻。历史大叙述里，尽管政治现实冷酷地纠葛又诡谲地变迁，而默默，有一条脉络说着另一个故事：“民间的心”对“土地的情”继续连续着。关于圣诞岛的“政治位置”作者以邮票借代，三言两语带过：英国殖民地，日本占领，英国卖给澳大利亚——那是1958年（林有福政府时期）。那个男人为便利于生活所需便入乡随俗换作澳洲公民——可他不想改变的东西还是没有改变。

凯德不会放弃不用“命根子”的叙事功能。约翰被打，渐成长，对那个岛那个男人有些感悟，身上便出现症状：

许多年后当约翰的胯下在零星的刺痛之中，激起一波波奇痒无比的感受，伸手进入裤裆里猛烈的抓扒之际，脑海里忽然清楚的浮现出这一幕，甚至好像看到了母亲深邃如海的眼眸里泛着浅浅的泪光。

母亲于是就跟约翰讲述了关于圣诞岛与邮票的事迹。

妈妈死后爸爸也出现这个症状。医生说是感染了“阴虱虫”，俗称“螃蟹”。后来约翰整理爸爸的遗物，这个症状又再出现。医生说是心理压力的缘故。真是有趣的“穿插”。这个“穿插”伴着“情的轴线”若隐若现。妈妈和那个男人没有不清不楚的关系，却清清楚楚有一条线延续着生命的意义。以“虚”说“实”——那个症状何妨看作对此生命线的意念与怀想？“那事儿”的“本能”本就在于生生不息。

《包》以1963年种族骚乱作背景。“那事儿”关涉另一种内容。先从“包”说起。华人爱吃的“包”被轻巧地换成咖喱角——把“它”安置在一场种族骚乱的情境里去看，别有深意含焉。里头“包藏”些什么才是要紧的。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马来妇女米娜救了小梁一命。米娜送的咖喱角，小梁吃了，“感受包藏其中仍旧浓烈伴着咖喱的马铃薯泥，缠绕在牙齿和心头之中。那一晚口腔溢着咖喱味，像是幸福的滋味”。他昏死后醒来看见“米娜背靠墙沿双腿交叉，盘坐在草席之间”以为看见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吃一堑，长一智。“包”于是有了更为深层的意思。小梁去还沙笼，临别又做一件铁木马玩具送米娜的孩子。阿城阿强等都拿他开“那事儿”的玩笑。小梁不介意了。

小梁并不在意自己被揶揄讥笑，好过在街头互相拼打，有时甚至会满足的沉浸在，不知道是他们，抑或是自己的想象之中。

小梁长大了。“那事儿”倒过来对“自诩男子大丈夫们”给予讥讽。小梁回怡保时表哥拎一袋咖喱角让他带在路上吃，小梁尝到什么“酸楚的”滋味呢？表哥说话喜欢故作深奥，仿佛他能预见“大事”，大事发生了他是缺席者。谁是勇者？小梁心知肚明。可是，“正义”与“公理”就包藏在勇者与懦弱错置，一拥而上的种族骚乱之中。

《鳖瘟》对吃猪肉会导致缩阳的民间演绎写来绘声绘影，偏又夹进来一件正经八百的大事。妈妈成了及时夹住邻居男人的命根子的功臣，爸爸竟成了妈妈嘴里说的光讲不做的男人。妈妈没有无的放矢：“组织最近才出了大事，近百人在当众滋事的罪名下遭到逮捕，父亲那一次不在场”；爸爸说要去开会，那个组织竟“都没有人来，大家都怕。”玩味之，缩阳之“街谈巷语”变成一个隐喻，读书人的“大事”才是足以观察的人世形态。

在《马可波罗》，作者对时代青年林少华更不留情。林少华以做朋友为饵，向黄亚福搜集“内情”，然后编写一出反黄剧本来公演，旗帜鲜明，观众为之振奋。黄亚福受邀做观众，羞与愤激得他对林少华做了最直率的反击，他拉开了裤裆拉链，掏出来。按小说的描述，是把市井秽语让他用行动直接来表示，痛快淋漓。

《豹变》对读书人总语带讥讽，蛮有意思的态度倾向。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读书人大多止于高中教育，行止带有“进步”能掂出的分量，那是时代染于身上的色渍。然而，我读凯德笔下的读书人，前面不加修饰语——就是读书人。今日读书人有今日的“进步”也颇耐玩味。

读书人到了《双枪》更是站不住了，阿公嘴里鄙夷，竟拿读书人与头号通缉犯林万霖相比。阿顺说：

恍惚中忽然记起了阿公和父亲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事后阿公冷冷的丢出一句话：读这么多书，还不如林万霖，做一个歹仔。

阿公谈起林万霖便意气风发，在他的描述里，林万霖是有两个头抓不到的蛇，身上总带两支枪。阿公朝阿顺腰下的部位戳去：“你有几支？”此“支”和彼“支”相提并论，“两支”是英雄好汉的标志。阿顺叙说了阿公的故事。林万霖家喻户晓。报上大标题刊登林万霖在柔佛州财政署大干一票那晚，偏阿公就瞥见左眼眼皮上结了一层痂，它微微颤动、膨胀生长，变成痂瘤，最后挡住了阿公读报的能力，阿顺就充当了老人家的眼睛，读报给阿公听，凡社会事件都巨细靡遗。报馆知道林万霖是焦点人物，时不时会登一些有捕风捉影的消息。阿顺甚至会去搜集路边新闻讲给阿公听，譬如林万霖易装扮成女人，半夜潜回大成巷的家，跟漂亮年轻的老婆睡了一个晚上，清早离开时在村口的树林间撞见了上学途中的胖子，从裤袋里掏出了十块大钞，塞进胖子布满汗渍的校服口袋，叫他去买糖果汽水面包，给这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吃……阿公听得入神频频点头说是真的。阿公的心里，林万霖倒像是一个可以让他置身其间的世间。安顺这样说：

阿公心里始终觉得，在这个眨眼就是另一种样子的时代，稍尚残存着那么一点道德和正义的世界。

阿公不以为林万霖是黑道人物。眼皮上的痂瘤随着林万霖终将伏诛的日子一日一日长大——终于挡住了他的眼睛。但是阿公不肯除去；死后还是被除去了——为了让阿公美美地回去。这个“痂瘤”藏有阿公的心情。“痂瘤”的设置给安顺的叙述添加了深层的趣味。

凯德的语言是读书人的经营，密度大。面冷心热大抵是写作之意态。那些人、物、事在叙述过程中藏有隐没的视角，所谓真假、善恶、是非云云，不一是一，不二是二，清楚对立；所谓主线潜伏着副线，也仅为了方便解读，其实副线往往成了轴心，主线反倒成了映衬。值得留意的是，所欲针砭或有实指，对民间形态的模拟，纵使带出滑稽与荒诞的滋味，语言却也还是热的，收敛于意会之中，释出的情愫一晃便错过。比如《包》里米娜两次用半生不熟的福建话问小梁“嘴干？”小梁临走时米娜让他带上咖喱角，说：“暗冥呷”；表哥送别时也带来咖喱角，对小梁这样说：“你这么一走，我们来日再见之际，恐怕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又说：“放心，我会常去探望他们的，包在我身上。”两相比照，后者的热反而觉得冷，这冷有些“通不通”和“放空话”的可笑。凯德用这样的语言写短篇常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在里弄陋巷之间。

凯德说了十个故事。琢磨之常会看见真相之外的生活，生活之中的虚假。所谓“街谈巷语”其实包含了对社会，对人性，以及对生存的本质形态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