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
“你们到了香港？好，明天北角梦见屋见！”今年初春3月，抵港那天气温骤降，傍晚时分天已渐暗。站在港岛街角，望着碎雨冷风下路人的匆匆行色，心头凄惶之感不期而至。此时电话里传出的那把声音，淡定而有力，让惶惶中人定下神来。
他是香港人熟知的资深时评人李怡。“李怡”这个名字，对新加坡战后华校生来说也不陌生：上世纪50年代初，20多岁的李怡进入香港上海书局任编辑，当年编写的一系列青年自学丛书，在香港和新马一带华校年轻人中颇受欢迎。这回与李怡前辈相约，正是为了记录60年前那段“星洲—香江”书业故事。
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新加坡，说到李怡这个人，似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段故事来。可是不同的人，说出来的版本又不尽相同。
这一点更让我们好奇——那么，李怡自己的版本又会是怎样的呢？
曾听前辈提过，李怡约人聊天，喜欢约在北角一家名叫“梦见屋”的小咖啡馆。“梦见屋”这三个字，令人悠然遐想：寒风冷雨下，从大街拐入一条不起眼的横巷，推开一道厚实小木门，屋内灯光幽幽，人影绰绰，数几人围坐桌旁，轻言细语地聊着……
那天站在北角街头，发现原来想象害人——“梦见屋”并不朦胧，周围环境也非梦幻，而是在北角主道上开的一家大型咖啡屋，临街一整片落地玻璃墙，墙里墙外一片敞亮，店里店外客来人往。
坐下没多久，一个身材高瘦，身穿一件深绿色厚绒夹克的老人，快步走了进来。李怡的面容很好认，照片上见过；如今白发多了点，脸上线条深了些，但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仍是出版家蓝公（蓝真）口中的那个“英俊青年”。接下来，扎实的握手，和善的微笑，实实在在的话语，很快就让人忘记了第一次会面时常有的拘束。
那天，我们听到了李怡自己的版本——聊起50年代初的自己，李怡直把上海书局称为自己的“成长摇篮”，因为是这家左派书局的编辑室，教会他读书、思考、写作。进入七八十年代，在主编时政杂志《七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期间，他渐渐看到“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腐败”，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经历了一场“从左到右的挣扎”。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是一生行为的总和”，人生每段岁月都是宝贵的，少了哪个阶段都无法造就出今天的自己。
如今，刚届80岁的李怡，依然一周五天在报上写时评，讨论着时事政事心事。在今日香港愈发嘈杂难解的大环境里，他依然故我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不愿失去自我的人们提供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这是一个很真的文化人。一个心里始终有着理想世界的人。
这次，想象没有跟我们开玩笑——这跟我们想象中的李怡，恰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