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魯湘，早在1988年。
其实，应该说是只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其文字，更是透过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那套史诗式纪录片《河殇》的旁白，在高亢的民歌、交响乐、撼人的视象与充满磁性的低沉嗓音交融衬托下直达感官的。充分诗意的大散文，将中华文化的时空扯开；大起大落的论述，在海外知识界激起的《河殇》文化浪潮，一点也不逊于大陸内地的情况。
《河殇》文案，对于80年代后期开始在亚洲南端边城搞中秋园游会，把新加坡杜南发与张泛诗曲合作的《传灯》唱成马囯华社文化主题曲的我们，在感性的文化情感上产生极大的冲击。今天回想起来，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有二，其一是文字语言中的诗质，其二是河的意象。
《传灯》诗曲，开头便唱道“毎一条河是一则神话，从遙远的青山流向大海……”在我心中，这句诗与《河殇》开场片花中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意象几乎是全然吻合的。
《河殇》热播时，马国某中文媒体也连续刊载文案，我还将之剪贴成册呢！
1988年，我与作曲家陈徽祟及舞蹈家陈清水先在四月份办了《九舞》（第9届全国华人舞蹈节），紧接着在创立了世界首支廿四节令鼓队之后，又举办了“端午诗节”。这系列活动，把我的“不务正业”从政治漫画诱引到诗的创作。与诗的“初恋”，让我更易于受到《河殇》文字的“动搖”。
初见王鲁湘，却是《河殇》16年后的事。2003到04年之间，马来西亚文化界发生一场“规模不小”的文化论争。有一批学者及媒体人坚信，将书写着廿四个节气的鼓阵称为廿四节令鼓是贻笑八方的粗浅错误，通过开会与文化副刊上的车轮战，硬要我与节令鼓队将之“正名”为“廿四节气鼓”。那时，王鲁湘在北京主持的电视讲座节目《世纪大讲堂》名声大噪，遂有媒体人去函要求他站出来论断此事。
2008年9月，我也为这民俗之争到北京拜会著作《中国节令史》的林永匡，顺势也设法约见王鲁湘。最后，反而是由作家莫言请吃“天堂美食——驴肉”的午餐饭局上，我终于与王鲁湘会面。印象中，我们忘了节气节令，反而多聊南北菜色及电影电视，反正，林永匡一篇万多字支持维持节令鼓原名的论文，一递送到报馆便浇熄了整场论争。
这回，陪王鲁湘在新加坡演讲后北上古城马六甲，最后以《中华文化与新旧海上丝绸之路》结束新马行。离马前夕，与吉隆坡文化界朋友茶聚，一时兴起，王鲁湘即以馆场内常备的笔墨挥洒会友，顿时惊艳连连。轮到我时，脱囗索“长河传灯”四字，魯湘豪气说:“行，写长河，裁匹长宣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