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上半年出版了《韩素音在马来亚》，近日又推出《星洲星光：现代旅人手记》，一年之内出版两本佳作，可以说今年是她的丰收年。不过，如果没有之前多年的积累、研究、构思、走访，是不可能天上掉下来两本书的。其中甘苦，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些天，我沉浸在《星洲星光》一书里。星虹以学者、写作人、新移民的三重身份和视角，敏感捕捉曾经发生在星洲这片热土上的文化景观。本书由南来文人研究、城市行脚考察、星洲香江双城书业故事三部分构成。书里文章篇篇精彩，引人入胜。我特别被她《寻找期颐园——胡载坤医生宅邸与“刘画郁诗”》一篇所启发，继续追究“刘画郁诗”的美谈。
星虹在文中提到，画家刘海粟受星洲南侨筹赈总会邀请，1940年底来到新加坡，1941年2月23日举办义赈画展，支持抗日。刘海粟在新期间，住在胡载坤医生的家里。胡宅名为“期颐园”，是当时文人雅集之地。郁达夫少不了常去期颐园拜访老友刘海粟，这一时期，他俩一个作画，一个题诗，故有“刘画郁诗”之称。
翻开郁达夫诗集，发现1941年他为刘海粟的画写了很多首“题画诗”。因为那时国难当头，这些“刘画郁诗”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表达了他们的乡情、愁绪与愤慨。以郁达夫的两首题芦雁诗为例，一是《为胡仁东先生题海粟大师画芦雁》：“故国音书到渐稀，料因烽火暗边圻。画中大有沧桑感，南雁西风荻正肥。”我们从“画中大有沧桑感”一句，可知刘海粟此画之苍凉格调。这首郁诗发表在1941年3月19日《星洲日报·繁星》副刊，四个月后郁达夫又在《繁星》副刊上发表一首《为晓音女士题海粟画芦雁》：“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郁达夫1940年和王映霞分手后，不久和李晓音（筱英）相恋同居。刘海粟为晓音画了一幅《芦雁》，晓音请达夫题诗，顺理成章。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刘画和郁诗里的“芦雁”，都是知识分子孤雁南飞的象征，郁达夫曾自比孤雁，颇有凄凉意。“炎荒怕读刘郎画”，无非是怕惹起故国之情。这类诗作令人想起杜甫的《秋兴八首》。杜诗以沉郁见长，而这时期郁达夫的诗作堪称名副其实的“郁诗”——沉郁之诗。
1941年元旦，郁达夫在星洲重逢在广州结识的歌女紫罗兰，“大有江州司马之感”。郁达夫为她写诗又作文，还带她去见刘海粟，让画家为她画了张速写。如果没有李晓音，紫罗兰在郁达夫的生命里可能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1940至1941年，郁达夫也为徐悲鸿的不少画题了诗，“徐画郁诗”应该是另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