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灵
唯独男人的美，自己的美，仿似不存在不重要的东西，或避而不谈，
或轻描淡写。
周末与几乎一年未见的一名年轻男性建筑师友人约见，令我惊艳的是，他一改往日短发模样，挽了一个发髻，帅气也秀气地出现在我面前。看得出他的挽法和所选位置相当细腻，是一个不高不低、不大不小的撅在后脑勺上的发髻。如果在头顶，反倒成了女生时下流行的“道姑头”；如果低垂到后发际上，像是困顿到没有余裕和闲心打理头发。太紧，是发夹和发胶用的多；太松，便失去利落的都会感。史书载，髻大、平，为庶民，髻高、尖，为士人，我不禁暗笑。
那个发髻恬淡自若地盘踞在那里，似乎是它最好的位置，乖乖地不散不乱，像人一样有教养，又随着动态的脚步，微微颤晃，透露出一股好奇和活力。
入迷地赏析着友人这个发髻，看得他不自在起来，流露出局促神情：“不过是把头发绑起来而已。”注重外表的男子，大抵是这样“此地无银”，在镜子面前耗时费力地“对镜贴花黄”，只为追求一种极天然极随性的美好形象，唯恐被别人揭穿这番处心积虑。细究起外表时，扭捏得女儿家一般。也真的不比女子，她若打扮得明艳照人，绝不怕人看、怕人评，还生怕别人看得不够、评得不多，在别人的聚焦和言谈中，她似乎变得更美更自信。
男子则不然。典故说，中国晋朝有个叫做卫玠的美男子，史载他“炯若明珠在侧，郎然照人耳”，不过，落得个凄惨下场：“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何其不幸！俊美到被筑起人墙如奇珍异兽般围观，因心理压力太大，被活生生看死了。
看，不好多看，聊也是聊不起来的。一般的男人们相见，若谈起女人，谈起女人的美，不管是风雅、冶丽还是纯情的美，都是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唯独男人的美，自己的美，仿似不存在不重要的东西，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
我问友人这一头长发是怎么留起来的，他说任它疯长一年就好，补赘一句：“反正我懒得收拾自己。”
男人们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长发的、蓄发的，西方如此，东方亦然，但对中国古代男人，长发起初是一个与美丑无关的概念，纯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任何一种社会习俗流传久了后，进而皆上升成文化意识，转译为美学观念。
香港时尚设计师陈仲辉所著《中国潮男》一书中写说：“汉族人的头发一直被视作生命与荣誉，异常珍惜。在汉族文化中，割发是对犯人的处罚，或有过失的人才以割发谢罪，此外就是出家人了。汉族男人留长发的习惯到满清入关开始改变，满清政府强令执行剃发垂辫，汉族男子才无奈跟从，直至清朝灭亡，汉族男子都剪掉大辫子，自此中国男人的发型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
这全新的象征进步的世界潮流，即是男子短发。
多好笑，短发是实用主义西方文明的又一例证，它跟战争紧密相关。男子短发风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战场上生存环境艰苦，卫生条件低下，剃头发剃胡须是减少疾病传播最重要的手段，尤其是由体虱传染的伤寒，体虱选中的宿主正是毛发旺盛的士兵们，凭剪发方可保命。另外，生化战和毒气战等新战争型态也自一战诞生，试想，顶着一头茂密盘结的秀发，要如何顺利快速地套上防毒面具？
这让我不合时宜地想起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笔下《威尼斯之死》（又译《魂断威尼斯》）的美少年达秋，“长着一头蜂蜜色的柔发”，无比迷人。讽刺的是，托马斯·曼曾发表支持一战的言论，认为这场战争能够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我想，那绝对保卫不了达秋的头发和美色。
到二战时，托马斯·曼蜕变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令人欣慰，可二战这场战争再次强化了男子短发的习惯，这个习惯立为常规。
面对我这挽着发髻的男性友人，未知他是否晓得这个发型背后所代表的人文、观点和姿态？
若再说长发是女性专属或女性化的展现，我无法认同，相信选择剪短发的女性，也会斥之无稽之谈。
额上头发短不及眉的我，一直想留长发看看自己是光景还是笑话，无奈耐烦心缺失，总留不长，稍有点半长不短的长度，顿觉“难看死了”，还是剪了吧。
那些留起了长发的清朗男子，一种油然而生的出世气质，叫我心生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