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读完的最后一本书，是本地退休教授Ann Wee的回忆录“A Tiger Remembers--The Way We Were in Singapore”（暂译《虎女忆当年》）。Ann祖籍英国，去年刚庆祝90岁。1950年，24岁的Ann读完大学远嫁新加坡，在本地大学任教期间一手催生社工专业，是人们口中的“新加坡社工之母”。
人物和历史回忆录以往读过不少，笔调如此风趣诙谐的回忆录倒不多见，记得自己一边读，一边笑，真不舍得一下子读完。
以笑声为一年作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书名带“虎”，自然就从“虎”说起。初来乍到的Ann发现，1926年是个虎年，自己原来肖虎，很是兴奋。不过她同时又发现，按当时华人的传统说法，虎年生的女孩子会给全家带来霉运，难怪当年被送给马来或印度家庭的华人女孩中多是“虎女”……
写一个地方的演变史，有的人用“历史眼”，有的人用“政治眼”，老太太用的是“社会眼”，即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记录一个地方的文化演变。Ann的夫家是两代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海峡华人，她首份教书工作的同事老师也多来自峇峇背景家庭，因此教师室里老师们的闲聊，生活中与峇峇社群的接触，是Ann上的第一堂社会课。
她还记得，战后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已无人愿穿卡峇雅，她们最爱的是款式新潮的长衫（旗袍）；而那些只穿卡峇雅的老娘惹，一开口便是“想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最瞧不起穿衫裤的‘中国女’……现在轮到她们看不起我们，称我们是‘土生’！”按当时正在新加坡做田野调查的英籍人类学家费尔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说法，这个“卡峇雅与长衫”的故事恰是见证了海峡华人和南来华人战后的角色互换。
Ann有一双“社会眼”，也还有一支“生花笔”，生活碎片一到她的笔下便细节丰富，笑点十足。笑过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本地社会的过去和今天又多了一层了解。
譬如在50年代初期，当文盲遇上官僚，新生儿的报生注册就“险况”百出了——有个马来家庭的孩子本姓“bin Osman”，注册官问孩子母亲：“他的父亲姓什么？”做母亲的没听清，问了句：“Apa?（什么？)”这孩子自此姓“bin Apa”。有些父母为婴儿注册时还未想好名字，注册官笔下一滑，报生纸上孩子名字都叫“Baby”。有个马来男婴Rosli，可能遇上了华族注册官，结果成了Rose Lee！
书中另有一个画面，读后萦绕脑际多日：1950年，Ann乘邮轮来新加坡会未婚夫，恰与十几名从欧洲回返中国大陆的华裔年轻人同船。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人，每走一步都可能成为历史证人——那时大陆政权刚刚易手，海外华人纷纷回去“报效祖国”。Ann印象最深的是一名相貌娟好、不谙英语只说法语的年轻华裔女音乐家，她放弃了在瑞士国家乐团的钢琴演奏生涯，带着心爱的钢琴只身上路。“那架三角大钢琴就躺在邮轮底层货舱。”Ann写道。
“这群年轻人后来的际遇怎样呢？”我听见自己心里在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