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插瓶走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兴盛是在宋代。
每年逛花市购鲜花，为家居点缀一点春意，已成为过年的重要仪式。姹紫嫣红中，尽管海棠无香，购买次数依然高，不外乎其一两枝花开胭脂点点的造型神韵。还有从不买腻的纯白花瓣嫩黄芯的兰花，照样两枝，也是一幅芳姿幽雅画。
好奇花卉与春节的渊源，上网看到晋代以椒花作为春节时亲人之间的赠品。《晋书·烈女传》记载刘臻妻子陈氏农历正月初一赠送椒花给丈夫，进献一篇《椒花颂》：“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唐代文人咏除夕作品中，也常提到椒花。
宋代花事最撩人，不分男女贵贱，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以簪花为时尚，过年光彩耀目，恍若花海。君皇每逢重大节日，按官阶高低，赐鲜花给群臣，官员乌纱帽戴大花在京都大街款款而行，“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梦粱录》）。杨万里有诗：“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老去的苏轼无法幸免，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感慨“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
宫廷风尚影响民间，老百姓也头戴鲜花，节日习俗演变为日常打扮，宋代男子个个是“花美男”，《水浒传》的雄赳赳梁山好汉“花团锦簇”：杨雄“鬓边爱插芙蓉花”；浪子燕青“发边长插四季花”；阮小五“斜戴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刽子手蔡庆别号“一枝花”，死囚行刑时也要別朵小红花，可谓空前绝后。
宋人簪花风气带动了花市的繁荣兴盛。南宋京都四郊的花圃星罗棋布，北宋都城汴京花市买卖夜间进行（至今我们花市仍通火分明），尤其元宵夜灯火鲜花辉映，常被宋人写入诗词。在东京，每至春天，“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画了两处卖鲜花小摊，一个在城内“孙羊正店”门口，一个在城门外的路边，旁有市民买花。
宋代每年春天举办盛大的“花朝节”，《梦粱录》记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花朝节出门赏花，万人空巷，宋后趋于沉寂。洛阳是北宋时著名花都，牡丹盛开时，地方政府举办“万花会”（插花展览）。《墨庄漫录》说：“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花开之季，扬州太守也会办“万花会”。
宋人在不同季节会佩戴不同的鲜花，体现了对季节变换的敏感。《梦粱录》记载：“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罗汉叶、春扑带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更有罗帛脱蜡像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市吟叫扑卖。”
从上述可知宋人也会买花来插瓶，插花与焚香、点茶与挂画，成为“四艺”闲事。根据学者杨之水，瓶花礼佛的香花供奉虽起于魏晋南北朝，但鲜花插瓶走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兴盛是在宋代。花瓶成为家具风雅摆设的重要物件。所谓“花瓶”（鲜花之瓶）一词的文献出现是在北宋。
宋代文人以插花为尚，如高翥的《春日杂兴》“多插瓶花供宴坐，为渠消受一春闲。”杨万里的《赋瓶里梅花》：“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在宋诗词里，瓶梅如画，清雅几许。曾几《瓶中梅》云：“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若非风日不到处，何得色香如许时。神情萧散林下气，玉雪清莹闺中姿。陶泓毛颖果安用，疏影写出无声诗。”有些风雅文人出游，也要携带桌几，“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可见寻常百姓也插花。研究者吴钩指出，插花时尚催生出高超的插花技艺，宋人丘濬的《牡丹荣辱志》介绍插牡丹花原则与技艺。南宋宫廷画师李嵩绘有一套《花篮图》，分为春夏秋冬四幅，可看出宋人如何以竹篮为器皿、四季花草为配材来完成插花之作。
而今遥想宋人春节年花，犹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个文人时代繁华如梦似幻而又易碎，转瞬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