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总在不经意时，牵你回到年轮的山山水水，让你在兜兜转转间遇见当年的自己。
这回牵引着我回望的，是“七”字。
七，带个大拐弯，用在年份上似乎总带着特殊意蕴——在1949年以降的当代中国历史上，1997、1977和1957年皆为转折之年，从吉转凶有之，自凶化吉也有之，当中恰都相隔20年。
而当这三个“七”字年份依次站在一起，猛然醒觉它们也曾以不同形式，在我迄今人生中留下刻痕，只是当时身在其中浑然不觉。
1997年。六七月之交的那个回归夜。零时零分迷茫夜色中的大雨滂沱，一辆辆兵车的荷枪实弹，实况转播旁述的静气沉声，还有电视机前数百万的无声港人，在历史翻篇的那一刻对峙着、观望着。是那夜的雨声车声无声，伴我来到狮城。
1977年。对不少人而言，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年份。余云在《抓住命运稻草的夏天》一文中描述了1977、78年文革后高考的一代人；跟她一样，我也是裹卷其中的一个水滴。77年那场高考，让已下乡四年的我与应届毕业的妹妹分别获得读大学的资格。那时我俩只顾高兴，没有看到父母欣慰笑容背后的担忧，直至填写入学表格时看到母亲四处奔走，才冷不防与1957年打了个照面——
1957年。在那场铺天盖地的 “反右”运动中，母亲被划成右派。幸运的是，父亲和周围朋友都不弃不离，母亲活过来了，没被厄运没顶，但在整整20年间失去了做普通人的权利。然而此时面对孩子的读书机会，做父母的心里清楚，“右派”身份足以让孩子政审不过关而与大学失之交臂。幸好老天这次没开玩笑，母亲与同命运的50多万人一道获得平反，我和妹妹顺利入学。
在我们读大四那年，弟弟也考上大学，离家那天父母送他到火车站。第一次出远门的弟弟，父母叮咛中一句话也说出不来。临登火车之际，他转身向父母深深鞠躬，任由眼泪唰唰流下。“这个鞠躬，代表我们姐弟三人！”他后来告诉我们。
这些年来，我也常常在想，在我们姐弟三人成长那些日子里，不仅父母没提，就连身边的伯叔婶姨也不约而同地不动声色，从不提一句57年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事情。也因为如此，本该如弃苗般干枯萎焉的我们从不曾自卑，一直抬着头做人。如今回想，那是一种多么大的善意啊！
岁月，留给每个人一部无从复制的独特人生版本，每人也只能说说自己的。在“七”字年份的牵引下，我走在年轮的山水之中，遇到了走到如今却不知前缘的自己，惟有不敢忘怀，埋头竭力，以期报答所有的善意。
“七”字，带个大拐弯。今年，这三个曾在无数人生命中砸下印迹的“七”字年份，正分别以20、40和60周年纪念彰显着各自的历史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