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小学毕业后从有小桥流水古道的乡村锌板屋搬到勿洛的政府组屋，我们家再也没再搬过。对面的邻居都搬了两回，当年住在附近大家有个照应的叔婶姑表们都已搬离这个社区，只剩下我们这家“钉子户”，数十年屹立不动。
在我小学的毕业刊里当时列下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现在还有当年在五湖四海的同学心血来潮想寻人，只要在号码前加个6字，一样打得通，还是我那位当年健步如飞现在已年迈行动有点不便的母亲接听，不过得让电话响多几下才好挂断。
当年组屋每座有四个出入口但只有两部电梯，电梯每四层楼才有停层，我们家在最高层，得往下走一层才能搭到电梯；去巴刹买菜提着大包小包就得往上走一层。当年就因为大家都得往左走往右走，往上或往下走，电梯的速度不快，等电梯时变成邻居寒暄一番的凝聚地，直到现在我回老家还会有旧邻居认得我，主动和我打招呼。
自从几年前组屋翻新，将每个出入口都加了部电梯，将电梯每四层的停层改为每层，在快速移动的电梯里窥探玻璃窗外的事物，电梯成为了一部机械工具。节奏快了，方便了，邻里关系生疏了，陌生了，楼梯的作用也荒废了，如果不是有员工勤打扫清洗，楼梯肯定长满青苔。
组屋底层的空间以前是我们玩“独脚”和踢球的地方，同样的空间有时候有人办婚宴，也有人办丧事，我们家也在同一地方办过丧事。渐渐的在组屋底层办婚宴的越来越少，或许是人们富裕了，婚宴都往餐馆或酒店去；丧事也少了，或许是家庭成员太少数夜的守灵太艰苦都往殡仪馆去。底层这空间现在是母亲之辈和朋友闲话家长和交换信息的地方，也是老人们坐在轮椅乘凉缅怀时光流逝的地方。
母亲在这熟悉的地方住了大半辈子，整个生活的中心就是这老家，整个生活的框格就是这社区，哪里都不搬哪里都不去，名副其实的“金窝银窝不比狗窝”。只希望余下的数十年租契，母亲和她的邻居朋友能够在熟悉的空间里度过。
旧故里，只见旧人走，不见新人来，像范仲淹的《渔家傲》里写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夕阳映长影，老家只能静静等待着那曾经签下99年租契誓约终结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