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下完成的情诗，无论是休斯或者哈代，大概在他们亡妻眼里都只能被看作是不完美人生中的一点小安慰吧。
英国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的儿童文学，还有以动物为题的诗作，并非我特别喜欢的作品。尽管有人将他与18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相提并论，我却觉得布莱克诗中的感情直接了当，洒脱多了，不似休斯总躲在一层布幕后面，仿佛怕人知道他的秘密。
读休斯，是因为他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细腻刻画艺术创作与创作者心中那“永恒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情意深厚的信内容令人感动，我才找来休斯的各类作品，包括他在诗人妻子普拉斯（Sylvia Plath）1963年烧煤气自杀身亡以后的25年间，为悼念她而作的诗集《生日信札》。
休斯被形容为“外向型”的创作者，任何外在事物都可成为刺激他创作的灵感泉源。记得两年前在上海访问中国当代艺术家徐震，他也曾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说外向型的创作者不受限制，不被内心视像所束缚，灵感无穷无尽。但我经常觉得，外向型创作者很多时候不敢直视、挖掘自己的内心，往往因为内心深处其实有急需被直视、被解决的问题。最终，不论视觉或文字艺术，外向型创作者似乎更容易流于表面而不动人。但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经常给予人聪明理性有能力的形象，因为创作方式就是对外在世界的系统性解构和重组，就像仅停留在形式表现的一些立体派绘画，却也符合社会对阳刚、理性、革新等硬特质的推崇和赞美。
不少人指向休斯，认为他是造成妻子普拉斯死亡的主因。文学评论家Erica Wagner说，休斯一辈子对指控保持缄默，而引来其为人冷酷无情的批评。不过在休斯死前一年，他将收藏了几十年的《生日信札》交给出版社发表，有人说这是休斯最贴近内心的作品，极其感人；也有人说，他的诗作只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平反”的借口。
从女性角度看《生日信札》，倘若我是他的妻子，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感动。尽管那是“为我”而写的“情诗”，以休斯的说法是要和亡妻进行坦诚对话。《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一个著名的半人半牛怪物）一诗，描绘的是他与妻子的一次激烈争吵，普拉斯如何用凳子砸坏了休斯尤其宝贝的一张桌子。《高烧》描述了妻子生病，休斯照顾她的过程，其中一段他怀疑妻子病中呻吟是过度夸张的“狼来了！”的骗局。就算是诗名稍怀柔情的《水仙花》，描绘夫妻俩采摘水仙花赚取生活费的诗句，也显得一板一眼。
对死去的人尚且如此，若还活着要如何柔情对话？不过休斯自己说过，他和妻子的沟通已达灵界状态……
翻开英国小说家暨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的《1912-1913年诗录》，那是写于哈代妻子艾玛（Emma Gifford）1912年逝世之后的21首悼念情诗。
两人1874年结婚，都是30几岁的年纪。追求艾玛之时，哈代为她写了一部小说《蓝眼睛》。不过1890年代，两人的感情已疏离，哈代开始与其他女子约会，其中包括妻子死后不到两年的再婚对象佛罗伦斯（Florence Dugdale）。同是作家的佛罗伦斯比哈代年轻了39岁。
追求佛罗伦斯时，70岁的哈代为佳人写了不少浪漫诗句，譬如1909年以前的《驿站》（On the Departure Platform）——她消失／又出现，直至我看不见／那变化的形体，朦胧的白；比我生命更珍贵的她／消逝中……
但与休斯相比，哈代像是活在想象世界的人，身边的总不如远方的来得好。像已逝的妻子那般得不到、摸不着、无望再见的，更让他浮想联翩。
年轻的佛罗伦斯一旦变成他的妻子，他就把创作目标重新转移回死去的艾玛身上。据说他的悼念情诗一度让佛罗伦斯相当尴尬，但是自己也身为写作人的佛罗伦斯大可看开一点，丈夫沉溺于过去的情感，是一个艺术家不能自己的一种表达。他需要这样的情绪来创作那样的文字，并不代表那是他思考或面对现实的全部。这也不等于哈代诗中流露的是虚情假意，我一点都不怀疑，哈代有可能一边写诗一边心痛垂泪。只是复杂的人性，可以同时存在很多个面向，很多个在不同瞬间拥有不同情感与精神需要的哈代。
《1912-1913年诗录》是哈代探视内心与回忆层层叠叠的表述，他流连于曾经与亡妻共度美好时光的约会地点，文思泉涌。《曾经的野餐》最后一段写到：是，我在／如去年／大海呼吸眼泪／自它不断的线／涌起，如常／我们曾四人同行。／如今他们远走／从绿茵山下／踏入城市喧嚣／没有野餐的地方／而她 合上了双眼／永远永远。
因为内心情感如小河般温润、渗透、流动，所以哈代的悼念情诗被奉为英文悼念诗作中最伟大与具私密性的经典。
但是那样情境下完成的情诗，无论是休斯或者哈代，大概在他们亡妻眼里都只能被看作是不完美人生中的一点小安慰吧。可见，老公会写情诗不过尔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