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的乌兹别克斯坦，早晚温差极大。白天气温高达摄氏23度，晚上却降至摄氏10度左右。艳阳高照的炎热和砭人肌肤的酷寒交替更易，忽热忽冷，我开始感觉不适了。
起初，鼻子细水长流，接着，狂咳不已。服了随身携带的药物，却未见效。
来到了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站着蹲着、坐着躺着，都在咳，咳咳咳，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夜里，辗转难眠，肺部好似长满了野草，野草上沾满了蠕蠕而动的细菌，奇痒难当，我咳得金星乱冒，辛苦得宛如面对世界末日。到了凌晨3点，实在熬不下去了，爬起身来，找旅舍主人穆兹达，请他帮我电召一部计程车，载我到医院挂诊。善心而又热心的穆兹达一听，便说：“深更半夜，黑咕隆咚的，别去了。我拨电请医生到旅舍来给你诊治吧！”
等了约莫半小时，一名中年医生手提一个大大的药箱，偕同一个男护士上门来了。我们通过谷歌翻译进行对话，医生搞清楚情况之后，手脚麻利地取出一大块棉布，沾上药水，以手抠喉，借以清除堵塞于我喉部的浓痰；接着，为我打了一针；休息了10分钟左右，又再注射一针。最后，开了一张药单，列出四种药，嘱我次日到药房去买。
我问穆兹达该付多少出诊费，出乎意料之外，他竟表示医生出诊是免费的，病人可斟酌情况付点小费，就算不想付，也没关系，一切随意。我照当地习俗，付了小费5万索姆（折合新币10元）。当地如此周到的医疗服务，着实让人赞叹不已。
次日，病恹恹的我，留在旅舍休息。用过午餐后，坐在大厅里和穆兹达攀谈，谈及这儿的医药福利，他透露，不论是当地居民抑或外来游客，到政府医院求诊，或是住院动手术，一律免费；不过呢，私人医院的收费则相当昂贵。
在乌兹别克斯坦就读医学系，课程长达八年（六年理论，两年临床实习）。苦尽甘来之后，医生的薪俸与其他行业相比，高出了一大截。一般大学毕业生，月薪大约是一两百美元左右，可医生的月薪却高达六七百美元！
为了避免人才外流，自2010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的医生倘若出国，不论是参加国际会议或是私人旅游，都必须经过叠床架屋的申请，他们必须将有关论文或旅游行程提交审查。回国之后，还得详细汇报在国外的一切活动，限制极严。
让乌兹别克斯坦医护人员（包括医生和护士）毕生难忘的，是2012年那一项匪夷所思的“强迫劳役”。事缘乌兹别克斯坦雇用了大量童工采摘棉花，一些国际服装企业为了抗议童工劳作，便抵制该国的棉花。政府碍于国际压力，不得不让童工回返学校上课。在棉花成熟期间，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有关当局竟然下令医护人员到农村去采摘棉花，劳作期长达十多天。不谙农务的医护人员叫苦连天，而病人们也因为求诊无门而叫苦不迭。这个措施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了，因此，只实施了一年，便无疾而终。
坦白说吧，乍听上述“传闻”，我是半信半疑的，可后来经过多方查证，才发现所传不虚。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医护人员来说，这个“不务正业”的经验，肯定是他们职业生涯里一个不忍回顾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