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在微信里滑过何华先生的“窗口”，看见一张曾经熟悉的脸孔与名字，陈有勇。我心头一震！
那是何华为下篇专栏稿《记住陈有勇》而写的注脚。陈有勇这个名字，宛若朝深远的南大湖，抛出了一个石子，咚的一声，激起回忆湖心圈圈涟漪。
陈有勇，是我在南洋大学最早认识的其中一位新加坡同学。1972年，他在地理系大二，我在大一门外的先修班。
1971年底，我从新山宽柔中学高中毕业，第二年毫不犹疑地报读南洋美专。那是林友权、施香沱、陈宗瑞等等上一代南洋画派名家正值黄金岁月的南洋美专，是河谷浮脚屋蕉风椰雨时代的南洋美专。但，半年后由于家人反对，我仓促报考南大，选修地理系。因为英文太差，只能勉强进先修班，但地理系迎新周把我考虑在内，把我“拥抱”进地理系。陈有勇和写诗旳郎格非，都是系里迎新的负责人。因为爱画画，我和有勇日后有较多的接触，那是早期画油画的有勇。我非常佩服他在大学时期就在狮城画坛冒出头来。有勇毕业后，我只记得去看过他的画展。几年后，隔海听到他弃世的噩讯，心绞痛得很。
南大毕业，一晃就41年了，许多云南园旧事，渐渐都被淹没在岁月的风沙里，了无痕迹，像陈有勇这个名字，绝直是风化了。
但午夜在手机里与故友旧照打个照面，就像传奇故事里一个化石符咒被偶然戳破，流沙瞬间漏尽，云南园曾经青春奔放的人声沸腾，又从山山皆秀色的林间路径，穿过咖啡瘾与课程表矛盾拉扯的永祺厅，故意放慢脚步的女生宿舍长廊，或是木麻黄参天的学院过道，一一活了过来。
1973年，我大一并没升上地理系，而是转院进了工商管理系。但因为先修班期间必修中文系的翻译学，我在南大跨院系的朋友，反而多是文学院的“奇人异士”。先说翻译课，是早一年由著名的学者钱歌川开的课，听说选修的人出奇的多，但年底考试哀鸿遍野，待我被令必修此课时，就只有“小猫三两只了”。上课半年，钱歌川去了美国，由魏维贤接棒，翻译课从翻译学者的句型结构转入大量时事媒体文章的吞食，我勉强爬过了英文“障碍阵地”，活了下来。
翻译课之后，我还是常闯文学院的课，如萧庆威的法学通论，那是一门热闹的夜课。萧庆威语言幽默，每堂课可凭哄堂次数计量精彩程度，但据说考试就严肃苛刻了，绝不好笑。
旁听课，结识许多政行系同学，包括一位成绩拔尖的奇人“阿海”。备考期间人人挤图书馆，他却像武林高人一样，独自在林间独坐冥想。他说：“想通了，就行！”我以其法试用于金融预算学，倒也见效，大三预算学的讲师出题不设顶限总分，谁的推算跑得最远，就是标杆。大三的那支旗，好像就是我插旳。
不久前，新马两地南大校友相约在“云南园”酒楼聚餐，谈笑声中我竟被抽选为大奖餐券得主。领奖时与云南园老板握手，发现他容貌依旧，心里十分感激他在那个清苦的年代为我们提供“白饭任吃”的温饱。原来南大旧事里，也有一碗温热的白米饭，还有美伦餐厅金黄色的“流流包”。
南大旧事，除了昨夜微信中的陈有勇，一定还有更多，藏在风中，躲在云里。（传自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