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诗人戴望舒的香港岁月，友人颇感兴趣，传来短信相询。其实我过去对戴望舒也所知甚少，只晓得他因现代诗《雨巷》成名，在港期间作过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一首。也因为如此，当拿到小思老师编著的《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我赫然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在逆境中忍辱求存的苦闷生命。
戴望舒留寓香港前后有10年，其中三年零八个月在日军手下度过。日据初期被捕出狱后，身无一技之长的戴望舒，只能重回报馆当文艺副刊编辑，惟此时报馆都已在日军严控之下，清一色地宣扬“圣战”和“东亚共荣圈”。不过观其文艺副刊，编辑方针倒是相当一致——“只谈风月，不沾时事”。从戴望舒当年经手编辑的三个文艺副刊来看，他奉行的正是这个不成文的做法。
沦陷期间，戴望舒也继续写诗，包括《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过旧居》《心愿》等（其中不少在战后才发表）。小思评价说，看得出诗人此时“已不再在雨巷口踟蹰沉吟”。近年香港文学研究者更发现，日据时期在民间流传的“抗日民谣”中，不少也出自戴望舒之手，包括这首诅咒日军“神风飞机”：“神风，神风，只只升空，落水送终。”
戴望舒的诗风“走出雨巷”，正是在香港留寓期间，这一点在战前已有迹可循。试读这首发表于1939年香港的《元旦祝福》：“……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决。”有人惊讶，戴望舒怎会做出这样的文字？说实话，我也比较喜欢诗人早期的作品。不过正如小思所说：“遭遇世变，人会改变，我们必须理解。”
日据时期戴望舒发表最多的，要算是他的外国诗文翻译和俗文化考探小品。稿费固然能助他帮补家用，译诗和俗文化考探更让他能延续战前的兴趣。阅遍诗人沦陷期作品的小思说，戴望舒虽在日军严控下写作，他“笔下仍有自己立场”，作品里找不到迎合敌人的只言片语。这一点“与那些处处逢迎敌人，动笔就无耻称许‘大东亚共荣精神’的文人，分别实在很大。”
记得那年访港正值6月天，我们特意拨出一天去“探望”诗人。从西区一路下到中环，沿途凤凰花浓烈地盛开着，火花朵朵点亮了城中角角落落。我们依次走过诗人住过的“林泉居”旧地，被关押的奥卑利街旧监狱，还有他曾与友人合开旧书店的利源东街。70多年间，香港的模样一直在变，然凤凰花仍一年一度抹亮城市的天际线，时光积淀下的层层记忆依旧在一点一滴间增厚着，只要仍有人不愿忘记，只要仍有人默默守护。
新加坡沦陷迄今已是75周年，今年研讨会、大型展览接二连三，意在探讨“人民对二战的共同记忆”。读了沦陷期的戴望舒，我愈发想听听那些过往被忽略了的“非共同记忆”——历史视野的回望中，过来人在逆境中的忍辱求存，他们对生存尊严的默然选择，总能令人对苦难人生有多一层的理解，多一点的宽容，于更深邃处看到战争的残酷。
笔心：过来人在逆境中的忍辱求存，他们对生存尊严的默然选择，总能令人对苦难人生有多一层的理解，多一点的宽容，于更深邃处看到战争的残酷。——章星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