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我多年来首度连续在两次的采访中落泪。
第一次原本没事，但结束访问离开之前，受访人的太太突然给我一个拥抱，然后哭了起来，我忍了一段时间的泪水也决堤，过后整夜心情无法复原，一提起就哭得稀里哗啦。不是落泪而已，是哭。
那是最近采访患有脑性麻痹的残疾作家黄忠龙的时候。我的哭点原本就低，采访之前看了他的书，就知道必定会是“苦”差，薄薄不到60页的书，是他花了5年用脚趾头写出，道尽他这些年来被父母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虐待的细节，从被父亲毒打至出血，到被母亲丢在楼下草坪任风吹雨淋，那么薄已太厚。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和长时间与几乎无法行动无法说话的残疾人互动，我根本不知该如何反应。每一次他口齿不清地要回答我的问题，我几乎都听不出他想说什么，是要点头还是摇头，我不知所措，不清楚什么样的动作才最适当最礼貌。我完全不能想象一个思维清晰但被困在一副残缺身躯的人的痛苦、愤怒、无助和悲凄，只能听着，记录着，然后默默消化。
在一个你我都忙着追赶社会节拍，忙着打拼，忙着赚钱维持生计，忙着寻找短暂的欢乐，忙着拥有物质享受，忙着尽量让自己不空虚尽量过得充实的今天，我们这些身躯正常的城市人早已失去真实体验生活的能力，对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更不必说了。我们不过每天在自以为是的环境中发号施令或遵从指示，做着种种看似重要威严但严格来说并没什么社会价值的事，间中向周遭友人“口口声声”抱怨生活或工作压力大，不过为了从别人安慰或羡嫉的语气中得到一些肯定和若干虚无的满足，日子过得虚浮。
像黄忠龙这样的残疾人士，在很多社会中几乎无立足之处，他们太“边缘”，在只容得下“正常人”的一般社会中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被遗忘和遗弃才属于“正常”。其实黄忠龙没在我面前哭，哭的是他的太太，想必真的忍了很久，毕竟要照顾一个行动不便者（还是自己的丈夫）的负担和压力难以想象的大，终于在倾诉之际觉得不再需要强忍和伪装，于是都发泄了出来。不知为何，我情绪也相当波动，一夜无法好好平静下来，想必他的故事也撩动了我原本也不平静的心情，也许根本就是一个等了很久的“触点”。
我不喜欢比较，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不公平，更何况每个人的资质与能力不同，运气更甭说了。但人是很贱的，是要与比自己不幸的人接触过，才晓得人间疾苦，才知道自己原来不算太差。于是掉下的泪水，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是同情还是庆幸。
另一次的泪水落自受访者，那是亚洲博爱集团创办人杨涴淩，她谈到过世的父亲和外婆时忍不住泪眼盈眶，因为她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过世的时候，她都因为出差不在他们身边。那么巧，言谈间才发现原来她父亲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家庭医生，就在这突然延伸出来的关系中，我情绪也跟着有了起伏。
可见人都有感觉，平日你我都在吃吃喝喝中将自己的情绪掩饰或麻醉，伤心不一定会哭，但会落泪必有伤心处，我们不过是在最脆弱的时候被触动，一时失控或不想再控，才决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