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拾书房，杂物堆中发现一叠泛黄的旧书信。躺在一个底层小抽屉里，一躺就是三十七八年。
这是1980年我第一次走访战火边缘下的考依兰难民营回国后，难民朋友们给我寄来的信件。我一封封打开这些旧书信，夜半灯下一遍遍细读，感慨岁月飞逝，重温往事和反思柬埔寨民族悲情，竟致泪眼迷糊。
那时，到泰国东部边境与柬埔寨接壤的考依兰难民营采访，临走前受难民所托，把他们写给国外亲友的信，带回曼谷邮寄。返抵新加坡后那一两年，我频频收到他们从各处不同难民营寄来的信件。
那一趟边境行，我和考依兰华侨难民学校教务主任张月英建立了一段深厚的友情，她那位当记者的丈夫在红高棉暴政下被赶去乡下劳作，最后惨遭杀害。她和家人千方百计逃离金边，一家30多口逃难时，森林里吃野菜啃树皮，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有的中瘴气毒而死，熬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走到泰国边境，全家只剩下孤寡六人。就在流亡那段日子，越南入侵柬埔寨赶走了红高棉。
那时我离开难民营前张月英给我有一地址，嘱我帮她在新加坡寻找失散数十年的姐姐。我见那地址上写的坝罗，知道那是怡保的旧称，告诉她那是在马来西亚。于是回国后除了协助她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和民报刊登寻人启事外，也托付吉隆波的南洋商报刊登。
寻人启事在吉隆波南洋商报见报后马上有回应，张女士很快就接到姐姐从马来西亚寄给她的信和照片，令她激动万分。另外，一位旅居新加坡的柬埔寨华侨曹丽蓉，因为读了我在南洋商报的系列报道而来电索取张月英的地址。原来，曹丽蓉是张月英失联多年的金兰结拜挚友，从此，两人恢复了鱼雁往还。
同期间，我也协助另外几位难友找回失散多年的亲戚，但也有不少是寻人无果或去信如石沉大海的。当时我也徇难民朋友的要求，征得报社管理层同意，定期寄送商报到考依兰难民营给他们阅读，一份简单心意，使苦难岁月中的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某种慰藉和温暖，缓解求知上的饥渴。
边境之行别后，难民学校校长林省曾给我寄来多封长信。这些信先后寄自泰国的考依兰、春武里以及印尼峇淡岛南部的加兰岛。密密麻麻的文字里蕴含饱满的思想感情，悲愤地倾诉着他们所遭遇的灾难和不公。
给难民朋友复信，我自己也留下副本。如今重睹这些来往信函，初心如昨，不胜唏嘘。张月英多年前已在墨尔本病逝，移居美国的林省如果在世也已高龄93岁，其他难民朋友都已失去联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