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说法，谁是谁非？当年烽火同舟的28人绝大多数已作古，这一叶烽火中的扁舟究竟由谁定的？是张楚琨预定的吗？或是潘受让出的？
农历新年过后，一个多风的早上，在华侨中学钟楼下见到了来自中国青岛的汪雅梅。这是汪雅梅在1950年离开新加坡之后首次旧地重游，回到了她的出生地。
那是70多年前的事了，听着汪雅梅女士以略带感伤的语气娓娓道来，说起童年时代与父亲汪金定及郁达夫、胡愈之等叔伯辈在烽火中从新加坡逃亡到荷属印尼的旧事，一幕幕画面如剧集一般从眼前飘过。烽火中的苏门答腊岛上，一群相继从中国南来新加坡的知名文人，又从新加坡坐船，集体逃难到苏岛的荒山野岭，为了躲避日军的枪弹，他们隐姓埋名，装扮成酒商、酒厂经理、酿酒师、账房，甚至办起纸厂、肥皂厂，化名成赵廉、张尚福、张止观、汪福生等避人耳目的名字……
想说的是，这次的访谈也让我在心里画下了一个问号。
过去读潘受诗集《海外庐诗》里的《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诗中长长的诗注特别引人遐想：“达夫自新加坡围城出走，其小电船原为洪永安备以供余与永安两家眷属用者，约定五日黎明开往邻近之苏门答腊小岛。”潘受又说，郁达夫逃往印尼避难的前夕，下榻于怡和轩，并告诉他，胡愈之等数人“尚无以为计”，于是他“商得洪永安同意”，将小电船坐位，都让给郁达夫、胡愈之等人。
潘受的这段话后来被许多作家、学者辗转引述，为这一趟原本汹涌着惊涛骇浪的集体逃亡添加了一丝传奇色彩。更浪漫的是，潘受说，郁达夫“所携小行箧，衣物数事而外，有白兰地酒一瓶，牛肉干十余块，诗韵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与大笑，酒三人，立尽之。”读起来不像准备逃难，倒像是饮酒作乐了。
可汪雅梅的说法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一次有计划的集体逃亡。当年那艘载着28个男女老幼的难民船，虽然小而破旧，却是事先由抗委会秘书长张楚琨预定的。
听了汪雅梅的话，我开始纳闷，不同的说法，谁是谁非？当年烽火同舟的28人绝大多数已作古，这一叶烽火中的扁舟究竟由谁定的？是张楚琨预定的吗？或是潘受让出的？好奇如我，想起前辈作家骆明先生曾经在1990年代主办过两场有关郁达夫南来的座谈会，也许手上有相关资料，于是打电话向骆老请教。
骆明先生知无不言，告诉我他收藏了一些胡愈之、汪金丁等人写于不同年代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文章还是写于1940年代，记录了当年逃难的点点滴滴，文章里面应可寻到蛛丝马迹。
趁着星期日不上班，我上门借书去了。在骆明前辈的藏书中，有一本早已泛黄的胡愈之及其夫人沈兹九合著的《流亡在赤道线上》，里面收录胡愈之在1946年8月24日写于新加坡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章叙述道：“陈嘉庚先生离开新加坡那天，参加抗委会工作的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开会商议，大家认为英国既没有死守新加坡的决心，留在围城中白白牺牲，毫无意义。所以决定雇小船渡海，撤退到苏门答腊，再作打算。小船是由刘武丹先生设法雇定，留给文化界撤退用的。”文章又写道：“1942年2月4日清晨，我们的难民船（一只破旧的小电船）载着28个男女老少难民，悄悄地从新加坡开行了……”
1984年由胡愈之口述，周健强整理的《南洋杂忆》则记录道：1942年2月4日，我们一行20几个人，乘一只由张楚琨和刘武丹费了大力气才接洽到的破旧小电船，沿着新加坡河狭小的河道，驶向布满水雷的海面，离开了围城新加坡……”
在陈子善主编的《回忆郁达夫》一书，收录了南来作家汪金丁的《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一文。与郁达夫烽火同舟的汪金丁在文章里回忆说，“当时由张楚琨同志设法租到民用的小电船，上船的地点是集中后临时通知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会集体撤离，我们也在事先通知了达夫，他愿意和大家一起走。二月四日凌晨，我们悄悄地离开了新加坡……”
关于郁达夫等人逃离新加坡的日期，潘受诗中说，小船“约定五日黎明”离开围城，可不论是胡愈之或汪金丁的文章却说是4日清晨离开，陈嘉庚则提前一天，在1942年2月3日雇了小艇先到苏门答腊登陆，再由苏岛流亡到爪哇，避匿在泗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
烽火中逃难，头上有敌机掠过，海面布满水雷，那是一趟担惊受怕，生死攸关的逃亡之旅，而历经战乱的胡愈之轻描淡写道：“因为我们的船太小了，侥幸没有成为敌机的目标。一小时以后，遥望新加坡，只见三缕浓烟向天空直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