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写得流光溢彩的毕飞宇，写起散文来，也是珠玉纷呈的。
2013年由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造日子》和2017年由中国人民文学社出版的《苏北少年“唐吉诃德”》，便是他精彩的散文集；不过，这两部书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书名不同而已。
出生于1964年的毕飞宇，整个童年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度过。他的父亲远在1957年便被划成了右派，在那个凡事都和政治挂钩的年代里，毕飞宇的童年，当然事事也都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这，就让他笔下的童年有了另一种色调、另一种味道。许多童年往事，既是属于毕飞宇个人的，也同时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在那风起云涌的年头里，大家拥有着共同的特殊记忆，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难得的是，毕飞宇是秉持着幽默与宽容的心态来忆述这个特定时代的童年旧事的。读者在那些难以置信但却又千真万确的描绘中，不由得为人心的荒谬而摇头叹息。毕飞宇深沉地说道：“愚昧从来都不可怕。愚昧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引导并企图控制这个世界，它引导并企图控制每一个人。”
在《游泳裤》一文里，毕飞宇写他和其他乡下孩子一起在河里学游泳，大家原本都是兴高采烈地光着屁股的，但是，有一天，有个孩子带来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他把两条三角形的红领巾重叠起来，剪去三个角，再缝上，便成了风靡乡下孩子的“游泳裤”了。然而，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尚还没流行多久，便遭到了另一种力量的摧毁，那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当校长发现了泳裤的秘密时，吓坏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呀，它象征的是烈士的鲜血，怎么可以和人体的那个部分接触！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啊！于是，校长下令彻查，一番严查之下，结果出来了：“A看见B先穿的， B看见C先穿的， C看见D先穿的， D看见E先穿的，而E则是看见A先穿的。”毕飞宇亦庄亦谐地写道：“这时多么光滑的一个循环，光滑的循环在骨子里是一个死结，除非你把孩子们一网打尽。孩子们并没有政治智慧，可强大的政治智慧在孩子们的面前时常无功而返。这是天理，老天爷总是在保护孩子的，再威武的政治都有它的死穴。阿门！阿弥陀佛！”类似这种交织着轻松与沉重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毕飞宇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童年的内容惊人地丰富，他是和麦地、稻田、棉花地、荒地一起呼吸的；他是和木匠、瓦匠、锡匠、篾匠、皮匠、剃头匠一起生活的；和他一起玩的，除了猪、马、牛、羊之外，还包括了蚂蟥和红蜻蜓等。童年这个辽阔的世界，就滋养了他的笔，成了他丰厚的写作养分。
善于驾驭文字的毕飞宇，往往能以如珠妙语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惊喜，且来瞧瞧：
“十五岁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人斑。”
“一搬家，我们家的贫穷就纤毫毕见了。”
“他在墙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瞳孔里全是宇宙。”
读着这样的语言，如同嚼食橄榄，余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