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祖那个上午，天气晴得出奇，既无纷纷细雨，亦不见丝毫阴云。灿亮明丽的阳光，洒落在旧荷兰路的三邑祠上。两旁车堵路难行，孝子贤孙络绎不绝`。
模仿广东大埔土楼建成的“三邑楼”，通风不佳，里头好闷。清明名为扫墓，实已无墓可扫，无坟可拜。祭拜或许只是拜个心安。在人头、车头与烟头，在浓烟渺渺、烛火闪闪中，好不容易离群独立台阶上，思绪不停起伏，片断回忆，不时涌现。
记得小时候跟随谊父等先辈，参加社团公会的公祭，祠堂中庭，摆满三牲祭品和鲜果，仪式不外是献花、献果、献酒、朗读祭文。等到大家三鞠躬后，大人与小孩各自“活动”。当时，乡音盈耳，很是亲切。而今，新加坡式的英语，混杂着华语，还有福建、潮州、广东等方言，反而是客家话，离这个客家祠堂越走越远……
那时太过年轻，毫无生离死别的感伤，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祭拜？是凑热闹？还是人拜我也拜？确实说不上来。
直到父亲的骨灰瓮安放在那里，满怀悲戚的母亲，清明时节带着家人前去拜祭，才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感。数年前，母亲随父亲而去，引领弟妹与后辈拜祭的责任，便落在我肩上。至此，真正感悟到死别的悲痛，以及背负的重担。老伴对追悼先人的杂务，巨细靡遗，祭品香烛等，皆由她费心打点张罗。
母亲比父亲年轻20岁。父亲在1979年检验身体时，注射了一针后，没交没代永别，66岁未满。母亲在9年前跟两个妹妹共餐时，在小贩中心倒下。我从报馆赶去医院，她已昏迷不醒。医生称即便保住性命，也怕会永睡不醒。不到三天，她安详的走了，把福气留给了我们。
往生时年近80，目不识丁的母亲，早已吩咐友人写下字条，交代后事。父亲素来沉默寡言，不爱热闹，从小父母双亡，由姐姐养大，没听他提过家事，我连祖父母的名字也一无所知。母亲则是一刻也闲不下来，虽然她最悲惨的童年是在大埔乡下度过，但她经常返乡，70多岁时还独自回去探亲。她也常提起土楼，却无缘见“三邑楼”落成。像她那样原乡情浓的老人家，恐已不多了。祠堂内如今还有只是刻上“星洲公民”和英文名字，而没注明原乡原镇的墓碑，毕竟，我们都在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