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们那小小的客厅里读着这份珍贵刊物时，看到的是那时代的青年对文艺的热爱，也看到了《赤道风》的缘起，以及方然和芊华几十年来对文学写作最纯朴的追求。
认识方然与芊华没有很多年。第一次见面，应该是是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的一个记者会，或许是作家节的发布会，我们在自助餐时互相介绍，也没多谈。后来对他们有较多的了解，是我报道了《赤道风》杂志25周年庆。那时候我在联合早报《文艺城》，知道他们辛苦支撑着《赤道风》这份文艺刊物。一份华文文学杂志，在本地飘摇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实属不易。他们也不像文学团体出版写作刊物，有一群同人在编务上互相支援，或者轮流上阵，《赤道风》多年来基本是由一对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夫妻档努力撑起，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对他们有多些了解后，觉得他们还有个不同点：方然年轻时第一份工作是在太丰饼干厂当工人，然后在建筑工地，在裕廊砖窑工作，还摆过地摊，后来才教起补习，感觉他很“工人阶级”。他们办文学杂志，更是难得。
方然后来中风，幸好复原得很不错，我又去拜访了几次。踏进他们的三房式组屋，客厅靠墙摆着两个书橱，茶几上叠着许多书，睡房之外，另一房间是书房兼《赤道风》的工作室，除了电脑和打印机，到处都是书。在小客厅里，我们多次的话题也离不开《赤道风》是不是继续走下去。
去年初听说大路剧社要搬离史丹福艺术中心时，我很想去拍些照片，把过程记录下来，可惜后来没做。为什么须要记录呢？我觉得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文艺团体，或者是剧团、艺术团体，那时代简称为“团体”的，成员都是业余的，但是却以非常认真的精神参加着集体活动，做着“团体”倡导的事情。从五六十年代，走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式微，如今剩下的已是绝无仅有了。大路剧社离开他们活动了30多年的社址，是一个历史点，标志着这类戏剧团体的最后结束，他们代表的时代终于成为过去了。
我们的文化生态一直在改变，恰好在我们这一代，尤其在华文圈子里，好多事情都来到一个是不是继续走下去，能不能继续下去的路口，所以看到方然和芊华，非常努力的，好不容易的在办《赤道风》杂志，特别感动。
从1986年至今，他们拉扯着这份文学期刊。近年来体力无法负荷，正是要放下杂志的原因之一。《赤道风》每期设有“青少坊”，让学校老师组织学生投稿，出版后方然芊华亲自把杂志送到学校去，这几年幸好有热心文友帮忙，开车载送他们，可是扛着一包包的杂志爬楼梯，越来越感吃力。杂志订户中，有些来自马来西亚，他们为了节省邮费，每期出版后都把马国订户的杂志带到新山邮局投寄，方然生病之后，这几年也是朋友协助，开车载他们到新山去。
在和他们的聊天中，我最难忘的是他们所珍藏的十多本手抄的文艺杂志，杂志名字称为《文小》。70年代末80年代初，方然、芊华及五六个朋友成立了文艺小组，成员都是就业青年，每两星期聚一次，学习汉语拼音、文学理论及写作，自编杂志《文小》。这是完全在稿纸上手抄、剪贴或手绘插图，装订成的文章合集，共出版了15期。每一期只有一本“孤本”，在成员间传阅。我在他们那小小的客厅里读着这份珍贵刊物时，看到的是那时代的青年对文艺的热爱，也看到了《赤道风》的缘起，以及方然和芊华几十年来对文学写作最纯朴的追求。
从《文小》到《赤道风》，30年100期的《赤道风》，记录了他们从年青到年老的文学梦文学路，在这路上的很多经历，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促使他们去拥抱文学的那个已成为过去的环境和文化生态，比如方然是在校友会、文团活动中接触到文学及写作，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文学。这些也是应该记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