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报主办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1985）叙别会上，有个镜头：哭泣的三毛，姚雪垠老先生正安慰着她。别用伤别来解读，海峡两岸两代人之间，串着一丝文脉血亲。
中国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始，余惧未灭；台湾仍处冬末雪融状态。华文报界前辈，在80年代初便文化用心，开启自1949年以来，世界各地华文作家的历史性聚首。文学远在政治之前，投射黑夜尽头的曙光，就在新加坡。
文学远在政治之前，不过一厢情愿。当政治恶浪翻腾卷至，哪有文人呼吸空间。1989年六月，电视荧光幕史无前例直播北京天安门广场示威。这边厢，我们亦正为来临的第四届文艺营“暗自惊心”，就等失联中的上海王安忆和北京刘再复。
签证机票都在北京，王安忆得先到京。间接和安忆联系上了，情况不乐观。而线接刘家，女孩电话里说爸爸走了。一听，较紧神经，我们立即断线。其他地区作家准时抵步，我们苦候北京航班，焦躁不安。祈祷，为两位客人，为广场上的学生。
两人缺席了。王安忆回返上海，而呼吁“救救孩子”的刘先生，令人担心的音讯全无。
两年后，王安忆如期赴约，刘再复漂流西方学府。三年之后，1993年，我们再向远在斯德哥尔摩的刘先生发函。然而，文学还是无法远在政治之前。事前日本仙台为纪念鲁迅诞生110周年，有意邀请刘被施压导致学术会流产。这回新加坡之请也遇逆流，刘先生避免主办方为难，主动回拒不来。
任务在身，两回都与刘先生沟通，期待可以见面了。寄上拙作《赤道走索》，刘先生来信：“我因为近年来呼吁文学应高大于‘主义’，所以还特别细读你的《主义这种问题》。这个题目不好写，但你写得很有味。倘若我能顺利到达狮城，我们再坐而论之。”
其实六四之前，文艺营曾邀过刘先生，他因公无法成行。这个第三回邀请，信中“倘若”二字，似乎心存保留。果然应验。
和刘先生见面，经是在多年后的香港，人事几番，我已无与之并坐请益论主义这种问题。刘先生真正访问新加坡，是应实践邀请主讲“鲁迅与现代华人”，时已2001，人类跨入千禧年了，而国际华文文艺营经在1993年第6届之后熄灯完成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