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那年，我读中三，她上中一，虽不同校，却同样腼腆内向；上了南大，我修中文，她选政行，尽管科系不同，却参加了同样的活动；毕业后，我投身教育界，在温室（校园）里栽培幼苗，而她却走入报馆当记者，藏起羞涩，放胆采访。就这样，在没有手机联络的年代，读报便成为“联系”她（刘培芳）的管道。
不久前，她将当年（1980—1990年代）五次到柬埔寨疆界之行的特稿和珍贵照片结集成书《远去的硝烟》，书中还收录了反映新加坡社会的“关爱小岛国”专辑。她说，希望通过这本书，唤醒和平时代的国人，要了解历史，珍惜和平与热爱国家。
这让我不禁想起30多年前，得悉她自告奋勇，请命到战乱中的柬埔寨采访时，心里悄悄地为她捏一把冷汗。我明白，她不是梁红玉，不必擂鼓上阵；但是，在硝烟滚滚、生灵涂炭的地方，身为记者，总免不了须抱着纸和笔，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可想而知，那份挑战非比寻常。
记得多年前在红山地铁站附近小聚时，问起到战地采访，怎么就不害怕？她脱口便说：“但现在我还不明白，当死神松手把我放回来，为什么我还像灯蛾扑火般毫不畏惧？” 这份敬业乐业、奋不顾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几十年来，从培芳的身上，见证了“关心时事、勇往直前的报人特性”。即便是退休了，她仍然没有放下，经常晨运，增强体魄；似乎计划保持体力，整军待发，随时随地，又再为挖掘残酷的现实做出贡献。
最令人激赏的是，不仅仅在年轻力壮时一马当先，远赴战地；前些日子，又看到她自动自发，到柬埔寨去帮助那些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卖身的可怜人。
的确，硝烟即使已经远去，还有许许多多的可怜人，仍然在地狱的边沿挣扎求存。有谁会想到她们？有谁会无缘无故，老远的跑去寻找她们？培芳生活无忧，却常怀无助者的酸楚，最后，还把忧心化成行动，怎不令人感动？
在这大数据时代，事事变，人心变。然而，培芳与生俱来的一颗善心，却不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