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废名、沈从文、杨绛、张爱玲、孙犁、汪曾祺都是我推崇的作家，不过喜爱程度也会随年纪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就拿孙犁和汪曾祺来说吧，以前偏向汪，现在更倾心孙。汪曾祺入口还是稍稍滑溜了一些，缺乏孙犁的苦涩，而回甘往往由涩而生。再出一个汪曾祺，有可能；再出一个孙犁，难了。老了：圆融，通透，豁达，慈眉，善目，譬如汪曾祺。老了：缺一角，少一块，惊恐犹豫，半迎半拒，目光威严，欲闭还睁，譬如孙犁。汪曾祺像一个菩萨，也只是“像”一个菩萨。孙犁像一个金刚，却“是”一个菩萨。
孙犁非常憨直，像梵高，不讲情趣，直奔核心。他的写作才能不像“张爱玲式”的早熟与势不可挡，他不玩技巧，看似迟拙，却慧心敏感，真诚质朴，是把“古诗十九首”嵌在了明清笔记里。这样的“才华”，得天独厚，站得稳，靠得牢。
近日读孙犁的《书衣文录》，书里多次提到周氏兄弟，爱憎分明。他对鲁迅推崇备至，对周作人则由衷地瞧不起。1974年11月23日，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则里他写道：“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周作人）竟得高寿，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周作人晚年散文追求没有烟火气的境界。孙犁1987年1月3日，在《知堂书话》书衣上评说周文“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他甚至认为周的文风“实际上是一种颓废现象”。平心而论，周作人的散文无味而有味，自成一境。孙犁的看法当然是一种“偏见”，但这就是孙犁，理直气壮，且自有他的理由，1992年春节这天，他在《题〈知堂谈吃〉》书皮上道出缘由：“有些青年人，没受过敌人铁蹄入侵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甚至不知汉奸一辞为何义。”
孙犁对周作人的看法让我想到杨绛对张爱玲的态度。杨绛给钟叔河的私信，在她去世后被曝光，其中对张爱玲颇有微词：“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钟叔河）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 经过抗战的知识分子对汉奸或与汉奸有瓜葛的人，很难做到“不因其人而废其言”。在这一点上，杨绛和孙犁可谓“同仇敌忾”。孙犁大概也瞧不上张爱玲，尽管《书衣文录》里没有提到张爱玲，但他却把张爱玲奉为“文学圣经”的《海上花列传》贬斥为“下流之书”。倔老头的道德感虽然限制了他的阅读范围，但没妨碍他的创作自由。文学，不可能离开道德；文学也不应为政治服务。孙犁虽是左翼作家，但他的文学作品超越了政治概念，终成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