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大同市区到云冈石窟也就半小时车程，方便极了。北方的九月，若遇到好的天气，那真是赏心悦目——天色蓝得通透，不是那种颜料挤在一堆的蓝，而是匀称清爽，所以看起来也就特别光明磊落，不黏不糊。我们那天去云冈就赶上了这样的好天气。仿佛头顶上布满了欢喜，我们可以随时伸手抓下来。
大同，北魏时号平城，曾为都城九十余载，它也是北朝最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之一。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鼎盛时期，有“刻在石头上的北魏”之称。孝文帝493年将首都南迁洛阳，于是云冈石窟停凿（但之后，民间陆陆续续还开凿了一些中小型洞窟和佛龛，在尺寸与价值上与早期的“昙曜五窟”和中期的第五、六、九、十等窟无法相比），政府把财力和人力投用在凿造云冈石窟的“下篇”——龙门石窟上了。以往对云冈的调查偏重于佛教艺术，缺乏建筑学意义上的系统介绍。梁思成、林徽因等1933年9月的云冈之行就是要对石窟建筑作系统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对云冈石窟最早实地勘察的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他证实了云冈石窟大量吸收了犍陀罗、印度和希腊艺术的元素，并认为云冈石窟的建造风格与犍陀罗佛教艺术是一脉相承的。伊东忠太最为大胆的结论是：“云冈建筑纯属西域风格，与先秦及两汉以来汉民族纯正的建筑大相径庭。”必须承认伊东忠太的研究工作对梁思成有很大启发，但对梁的“刺激”更大，他要奋起直追。梁对云冈石窟考察后，挑战性地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与林徽因、刘敦桢合著）一文中写道：“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所谓受犍陀罗、印度和希腊影响者，仅仅限于装饰雕刻两方面。在结构根本原则和形式上，云冈保持了2000年来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体系。梁思成推翻了伊东忠太的断言。
之后，梁思成还考察了龙门、响堂山、天龙山、大足等石窟及唐宋辽金寺院里的雕塑，对各个时期的佛像特征了如指掌。有一次他与挚友陈植一起去拜访陈的叔父陈叔通老先生，陈老先生痴爱文物，家中收藏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佛像。老先生看梁思成正在聚精会神地观赏他的收藏，就指着一尊佛像对他说：“如果你能猜出这尊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没想到梁思成竟脱口而出：“辽代。”这个正确答案让老先生吃了一惊。虽然这只是一句戏言，但陈老先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果真把这一珍贵的文物送给了梁思成。可惜，文革中，它被红卫兵毁掉了。这个美谈最终以此收场，令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