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戏院外观于我少时是宏伟的粗砖灰，何以印象如此，想来也深感莫明。当年到这幢建筑可没看电影的奢侈，而是进入大楼里边的国泰酒店底层，双层架床密排的员工宿舍。哥哥是员工，偶带我来，让我流连的是宿舍里的图书杂志。
我在这里接触的图书，之中有香港的张爱玲和刘以鬯。60年代末的文艺学生，张奶奶在心目中八字没一撇，因为性喜新诗，刘著《酒徒》，虽然只有阅读几段的能耐，倒懵懂觉兴味。后来宿舍搬离，张的《传奇》和刘的《酒徒》是哥哥带我捡到的诸多杂书中之一二，扉页盖有工会的蓝色印章。
曾怀抱理想的哥哥，活跃于工团、社团。在60年代初，反殖，新马问题，意识形态，政党斗争分裂，他投身1963年大选。那年他25，我才8岁，不甚了然。及长略有认识，始知那次败选之后，他摆脱政治的紧箍咒，始终不愿再提，惟和几位战友的友情始终不渝。
哥哥生于海南岛，幼时大妈离开后，父亲海外谋生，他和姐姐留守乡下，着实困难。后来母亲典当婚戒换了船票，他年少渡海南来。我们兄弟同父异母年龄差距，有隔阂那是正常的距离。他有辆脚踏车，偶尔弄帮我外出。我人瘦小，学骑脚车，是把双腿跨进叉架间，斜着踏。
翻看哥哥遗物时，读到当年市长给他鼓励的字条，这或可解他后来何以追随新加坡第一任市长王永元，旗挂“钥匙”标志的原因吧。他读过的书里的眉注字体端正，但真正看他的“檄文”，一张绿色方格稿纸，虽然时已70年代初，他对一些社会问题还是关心的。
哥哥走时，侄儿侄女年尚幼小。他中年备受病魔折腾，求医无告，当时还获得特准，到广州治疗。兄弟俩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医院的床榻边。第二天，他走了，带着看不到一对儿女成长的歉疚遗憾。
小时候，哥哥会带我去亲戚经营的面包西果店，一在后港，一在惹兰加由，我喜欢看师傅用长长木柄把制好的面团送进烘炉，整整齐齐，之后再把一个个像孪生子般的面包取出来。看烘炉里红艳艳的，用盐降温的炭火。面团和面包含着焦皮的纯香，于今五味杂陈，香精乱市的面包店已不复闻，而我长长的记忆和怀念犹闪闪而在。
@ 1983 类风湿苦你筋骨 / 比栽进政治漩涡更磨人 / 哥，请放下穿行吧 / 那漆黑的林子 / 我执侄子之稚手 / 盐和炭火 / 点闪的心 / 迎向面包飘香来的 / 黎明，天渐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