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一个人的诞生和存在，都已经政治化。艺术，怎可幸免？
不记得哪位艺术工作者在面簿分享了一张图像，上面写“All Arts are Political”（所有艺术都是政治化的），就想到林凯烈。
林凯烈（Kai Lam）是行为艺术工作者，也做多媒介创作，他多年来可说是文化奖得主李文的“追随者”，无拘无束做自己喜欢的事，放弃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追求。这个怪人居然是我表弟，也是一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小时候参加家庭聚会，林凯烈出场必定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当时他的风格是我的反面。我是那个每年名列前茅，规矩懂事戴眼镜的女孩；他是怪怪的、有点驼背，看起来吊儿郎当的男孩。我不知道要怎么跟那个世界的人相处，他大概也很不屑我这种书呆子好学生。
没想到多年后，他在视觉艺术圈辛苦经营，我居然也对艺术抱着浓浓兴趣，没有动手创作，却也参与其中的苦与乐。可见家族基因冥冥中扮演一定角色。
林凯烈的艺术当然政治化，他的行为作品《艺术是武器》，与毕加索后期把艺术当作瞄准敌人的炮弹一样，思维一致。他的绘画挖讽社会现象，不太刻意包装，好让它们更容易找到藏家。
那天到李文创办的Independent Archive 参观林凯烈个展，他的作品像学生贴壁报的形式贴在墙上，完全符合他的思维和行事风格。
谈到艺术政治化，很多人脑袋里马上出现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对当代命题以视觉方式提出看法，几乎离不开政治。
但这几天那句“所有艺术都是政治化的”挂在脑海，想到的却是本地中国画艺术工作者。
本来你说，画荷塘老屋花鸟山水、写书法有什么政治化的？
偏偏我觉得在新加坡这几十年所处的大环境下，画中国画就是一种政治化的选择。尽管那个选择或许并不在艺术家的思维上刻意政治。
意思是，你可能因为从小在一个讲华语的家庭长大，受到诗词歌赋水墨韵味的熏陶，所以选择中国画，但是结果这个选择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却逼着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个西化、英文至上、华文曾经被瞧不起，甚至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抗拒的环境里，去坚持一个和中国传统、中华文化传承一般源远流长，很多时候被批评为没有进步、没有发展的画种。
有趣的是，就像坚持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政治宣言的李文和林凯烈一样，把人生也变成一种艺术。我国的不少中国画佼佼者如许梦丰便是如此。
与许梦丰老师结识这些年，写过他得文化奖的艺理会得奖评论文章；几次拜访他，也去过他悉心照料的香莲寺花圃。许老师是大隐隐于市。他多年钻研工笔画，因为创作时间冗长，有时两三年才画完一幅，费神费力。早期他还无法完全依赖画画为生，宁可选择过着物质简单但精神富足的日子。
在中国画不断被质疑的年代，包括我自己就曾经问过老师中国画的想象力在哪里？
当时老师很慎重地回答我，认可中国画这么多年确实没有出现过像西方艺术譬如波希（Hieronymus Bosch）创作的图像。（关于中国画想象力的思考，记录在笔者专栏《寻找中国画的想象力》一文）
我从新西兰回来，我们有机会碰面的时候，老师突然对我说：上次我和你提过中国画想象力的问题。后来我思考了一阵，我想说作为艺术工作者，只能做回自己，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
许老师指的“应该做的”，就是一种对传统的坚持吧。在传统里面，又注入一个现代人的视觉感受。在新加坡，他的坚持就是一种“反传统”。他反的是一种被大众视为理所当然的源自西方社会变革的“传统”，全球化进程下的资本主义泛滥。
在这个思维上，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政治化的，并不亚于当代艺术的李文或林凯烈。而他表现的方式就是绘画、书法和诗词。
所以左思右想，很认可“所有艺术都是政治化的”这句话。为了美所创作的艺术，在美丑不分的时代也是一种政治宣言；阴柔的艺术，似乎是“武器”“政治化”的反面，但在强权争锋的时代，也是一种彻底抛弃强势、以柔克刚的政治立场。
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犹太学者作家Elie Wiesel，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在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说：“一定要有立场，何时何处都要有立场。没有立场纵容霸权，无助受害者；沉默纵容施难者，无助受难者。”
罗马尼亚……犹太人……生于1920年代……
新加坡……华人……生于1950年代……
其实，一个时代一个人的诞生和存在，都已经政治化。艺术，怎可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