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本地第二年，在代理帮助下，于工作的公司附近买了二手组屋。代理还推荐了一家银行，安排落实了贷款。整个买卖过程很专业很方便，我们要做的只是郑重其事在各种文件上签字。搬家那天，我和妻子心情激动，这是我们头一次实现人生和家庭的重要梦想，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产权像我们另一个新生婴儿。
回想以前──新加坡俚语，“以前警察是穿短裤的”──以前在中国，私人无产权，住房由公家分配，政策权力自上而下，人情世故以方尺计。80年代我留校任教，居家离校远，坐公交车单程一小时以上，新婚后向学校提出申请，能否就近分配住房？我和母亲合住，学校房产科派员去我家视察后通知我，可以分房，可是现住房要上交。我和母亲商量，她住惯老房子，坚决不肯挪窝，事情只得停摆。也罢，挤在三代同堂的“老房子”内，有利于温暖感化人心。
如今中国住房商品化了，金钱等于产权，金钱也等于更高级的人情世故。上海房价，市区边缘，少则每平方米五六万元人民币，约相当于每平方英尺一千新币，跟新加坡房产旗鼓相当。
两地房价另有“可比性”：几年前我女儿结婚购买新组屋，政府给很多津贴，自己首付寥寥，说给上海亲朋好友听，他们又是赞叹，又是“难以理解”。
产权是法律概念，通过它的实践阐释，可以窥见国家社会法制／法治的奥妙状况。
我要说的是，两地比较，产权的内涵差别才是看点。
新加坡房子，依据法律条规，产权归属一清二楚。我们楼里有个年过70的大叔，老伴去世，单个住四房式，想卖了换三房套现，子女劝阻，大叔转而出租一个房间，收取租金。大叔说了，若是房价好，他还是会卖。不管怎样，要卖房要出租，决定权毕竟在屋主（大叔）自己。
中国产权，有些暧昧，有另外的“维稳”因素。
我母亲90岁时表示要将住房卖掉，然后去养老院安度余生，既可减免哥哥嫂嫂照顾她日常起居的麻烦，又可与其他老人加强交流。她是异想天开：虽然房子产权只在她名下，她若要卖掉它，却必须征得住在一起的哥哥嫂嫂签字同意，否则做不成。哥嫂没有住房产权，可他们有住房户口，国家的有关规定保护户口居民的“权益”。这是中国的国情──我嫂嫂说得明白：我们当然不同意！房子卖了，叫我们住哪里？上海房子这么贵，我们这样的退休工人可买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