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竞选火头方炽，团队决定趁夜黑时分，校园里插红旗，为天明时带来惊讶造势。在之前的年代，这举动肯定遭逢浩劫，而在南洋大学铁闸即将拉下的时候，末代的我们，要把红色被意识形态侵占的权利要回来。红色，是热情、是生活、是生命、是承担。
与我一伙云南园内搞艺文活动的张泛决意竞逐学生会会长，央我当代理人，我开条件他若当选我不“入阁”，我更倾情于“南大诗社”的会务。1978年10月13日，新加坡不幸发生史拜罗斯货轮爆炸惨案，学生会即刻起而行，动员在全国设十个点，积极筹募义款。申请准证时，官员问何以只一所大学，他直接回应：我们是南大生。当然，人同此心，不只南大生，整个社会相继投入支援。
明知学校前途未明，在夕阳残照的氛围底下读书，丝毫不堕作为一个在籍南大生对社会的承担之志。蓝锐勋同学领导的“社会心理学会”，除了我们这些主修科会员，来自文理商三院的同学纷纷响应，到各个社区和慈善团体，参与义务工作，到组屋区，为街头的孩子组织假日活动。更具规模的是与新加坡肃毒协会合作，许多同学受训为志愿辅导员，辅导前嗜毒者。
“新加坡盲人协会”（现称新加坡视障人协会）是我被派往实地学习的团体。在会所内，大家说笑日常，深深体会看不见的世界自有一个有待我们了解的心域。在职能训练室一角，眼见一名学习编织的女孩，独自流泪，指导员说，当她织出第一个篮子时，她的人生就进入另一个阶段了。我留意一个男童，老师训练他倚杖走路，在大巴窑医院外的斜坡路上，一段又一段地来回练习。有一回看到头戴帽子的他，坐在地上哭，老师耐心哄他。这一段又一段通往大巴窑一巷的路噢，总有一天，他能自立倚杖回家。
社会关照和资源极其匮乏的年代，弱势者更处边缘外之边缘。我受派的任务是协助整理名单，希望尽量找回一些经已失联的视障人士。跟随社工做家访，水果都是得费心从果箱里挑出还可以的当手礼。第一次出门，在纽顿邻近的甘榜找到一名老妇，她激动地和身着纱丽的社工紧紧拥抱。而后多次到新加坡多个角落，扑空的时候多。确切明白，能找回任何一名失联的视障人士，远远值得之前无数次的扑空。
@1978 睁着眼睛的社会看不到盲者眼角的孤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