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教授撰写了回忆录。是最近的热门新书，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硬皮精装1000册立即卖光，简装版亦一再断市，香港许多书店进了书，立即没了， 唯有再等。至于内地，余教授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共学者”，简体版的学术著作常遭突然下架，这本谈及问学和成长经验的书，有不少篇幅深刻省思“我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当然不可能发行，幸好有互联网，谁真要找，不会找不到——虽然找到之后，网络留痕，可能有国安人员上门找你。


《余英时回忆录》的大部分文章曾于报刊上刊登，谈人论学，从安徽到北平，从北平到香港，从香港到哈佛，几十个寒暑在思考中度过，作者仿佛脑里一直亮着一盏灯，照向文化和历史的漆黑，看清楚，找清楚，历历来时路何在，以及前头的应有的方向又到底在哪里。


细节亦甚有启发性，毕竟是回忆录， 是生命史的叙述，难免处处有可叹可感的个人的步履足印，其中又有或巧合或玄奇的时运，尽管余教授轻轻带过，读者却可自行想象笔墨背后的惊心动魄。


譬如说1947年吧，少年余英时在沈阳读书，日本鬼子来了，他跟随父亲返回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我父亲被安排在第一架，我则在第三架。我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父亲忽然招手要我过去。因为第一架机还有一个空位。于是我在最后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又如1950年吧，廿岁的余英时从北京赴港探望家人，留了半年，匆匆北返到燕京大学完成学业，“然而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我的香港火车本来和广州北上的火车是连接的，一到广州便立即换车开行，不料火车入境不久，竟在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发生了故障，必须停下来修理，而一修便是四五个小时，和我的北上火车脱节，只有改乘第二天的火车了， 因此心中甚为不快。但就在石龙这几小时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一场极大的变动， 使我根本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想通了，翌日到了广州，转身回港， 手里没有入境许可证，没问题，有人指示，广州黑社会的黄牛党和香港边境的警察相通，只要付出一笔钱即可进入香港。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


感谢68年前的香港黑警和广州黄牛，否则很可能没有今天的余英时教授。黯黑造就了美好，之于华人学界，自是另一种诡秘的历史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