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道流光瞬息，却总有一些走过的地方、读过的书，相遇时如饮醍醐，凿印深刻，离别后便化为一道景致、一抹颜色，甚至一阵气息，长留记忆深处，不时会在眼前闪过。
那其中，有一道红门。
在台北双外溪东吴大学东南隅，一道拙朴厚实的对开木门，半掩半开，大红底色衬着一块深色木牌，上面“素书楼”三字古朴纤秀。这里曾住着国学大儒钱穆夫妇，如今顺理成章成了“钱穆故居纪念馆”，也是这个城市向公众开放的诸多名人故居之一。
走进大门，一条石板道蜿蜒向上，达至丘顶便见小楼一座，花草满园。据称这里“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仍随当年布置，路边屋后枫树、竹丛和山茶“都是主人多年的心血”。这个场景，让钱穆的题咏有了着落：“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可以想见，挥笔之时的钱穆心境是何等宽愉，漂泊半生的他晚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讲学著述，颐养天年”的家。
不过这也正是令人恻然之处——当老怀安慰的钱穆写下“一园花树，满屋山川”，他当然无从知晓，这道红门的背后不过是他人生的另一个驿站，甚至意味着“人生里最后的磨难”：曾几何时，沸沸扬扬的新闻和争论开始缠上这幢小楼，90年代初钱氏夫妇被指“占用市产”而窘促搬离，96岁高龄老先生在迁居两月后离开人世。
那天站在小楼前，我倏然惊觉在钱穆的晚年故事里，台北外双溪的这道红门竟藏着故事中的一条地点线索，由此牵出的一个个地点标在地图上有如暗夜野地里一簇簇跳跃闪熠的火点，连点成线地勾描出乱世中一名文化人身不由己的生命情境。
1949年时局波谲云诡，不欲随一众学者赴台的钱穆，选择了一条独行而劳碌的教书路，南下广州，继而香港，客居隆城，这条路一走近20年。这何尝不是一条寻找安居之所的路？可惜一路上并无一处是久留之地：兵临城下的广州河南沙园，涌港难民聚居的九龙钻石山，新亚书院位于桂林街的逼仄校舍，学院合并纷扰背景下隐居的新界沙田，还有气候湿热的隆城……
直至迁入台北这幢依山临溪的丘顶小楼，岁月静好，一住经年，美则美矣，却不料门钥仍在他人之手，一声“抱歉”就又得移居别迁。老先生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生命最后几年，那份“无得无失，只此自然”的悠然心境不再，能说的只剩这句：“平生严守隐居之素志，今不幸被卷入此是非之中，内心不胜感慨！”
齐邦媛教授在回忆录《巨流河》里，曾专辟一节细述一段18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的缘分，文中提及晚年“为尊严，仓皇地搬出”素书楼的钱先生。那些日子她常造访素书楼，石板道拾阶而上，路边小沟里满是散落的红枫叶，她记道：“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绚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