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课文朱光潜先生《我们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老师在讲解，我心不在焉地盘转时兴的文学流派交缠。三种态度，也可以有第四第五种吧，我手写我心，我心悦我喜之文，角度和选择，不过个人自由。
巧得很，在街边摊翻到《文艺心理学》，之中有《我们》这篇。褐色封面，不署作者，台湾印本，及长才知道政治敏感故不刊名字。书摊叔答应等我存够钱才回头买。当时夜市是我们的百货公司，偶有书摊，为大众的精神添油粮。学校门口，不时也来“流动书局”，买或不买，我自当站长。有些书内容不甚了了，因为薄，付得起，就买。郑振铎译泰戈尔《飞鸟集》，数十年还栖息书架上。
喜欢阿Q。Q，那一撇尾巴，不就一只猫。阿Q形象，牵动少年心。鲁迅先生笔下的经典，那一撇，嘻哈嘲弄，痛人心肺。沈从文先生《边城》的翠翠，释出年少情幽。这些书，层积、构造了60年代末大巴窑18座大牌第15层楼一间三房式组屋内的想象世界。
这座长条型组屋，至今楼下空余龙型游戏滑梯。当年组屋隔座旁的庙宇是不可思议的立在凹地里，香火鼎盛；而组屋前交通圈边上，清晨是波东巴西菜农蔬菜集散地。从盒巴巴耶礼峇亚答厝搬进组屋，天际空阔，可望及红灯码头海岸线。风起时，仔细听，间中不同的声调奏鸣，读《聊斋志异》最魔幻。
有了书柜，总努力要添几本书。我寻书的方向，就在长廊远眺的那方：“大坡小坡”。饥渴的年代，在书局里碰上付不起的书，就暗藏一角，日后才挖将出来。
《阿Q正传》是从乡间一间小书室里的毛笔漫画看起的。翠翠，一本封面纯然青色小本《边城》。《老人与海》，当年从作业簿骑马钉中拉出的跨页单线纸包扎的小本，那尾终只剩尸骸的马林鱼，挣扎铺就心中最初的文学动物形象。强说愁，莫不以“存在主义”的沙特为甚，我让卡夫卡的变形虫变身沙特。
从地摊，而及那大小街巷书气洋溢的大小坡，我的文学少年，裤袋难有几个铜板，却没有被自己亏待过。从古松到变形虫，我美学教育的初级课。
@ 1971 平地高楼还没那么张扬 / 大风从红灯码头的海平线 / 猛吹管弦 / 我叹服马林鱼的斗志 / 用跨页的单线纸包扎老人与海 / 边城翠翠这儿叫我少年落寞 / 沙特已从大巴窑 / 大牌18 组屋窗口爬进来 / 存在主义一只迷人的变形虫 / 阿Q 拍我肩膀，嘿！别信这邪 / （卡夫卡卡不住我文学青春的咽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