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屡遭政治灾难，原因是许多作品都比别人“快了一拍”。《苦恋》也一样，写得太早，还不能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接受。
2019年开年不久，传来白桦去世的消息。那两天，不论纸媒或电子媒体，在报道白桦死讯的同时，无可避免的都提到了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近40年前的事了，“苦恋事件”之所以教人记忆犹新，最大的原因是，不论是剧本《苦恋》或是根据《苦恋》拍摄成的电影《太阳和人》，在文革不久的中国都掀起一波铺天盖地的批判浪潮。
白桦曾经两度到新加坡来，第一次是在1990年代，他在作家节的一个座谈会上，跟同样来自上海的陈思和，来自台北的隐地、陈义芝，同台谈“作家的困境与出路”。
2005年白桦第二次到新加坡之前，我在和他做的一次越洋访谈中，问了白桦，事隔多年，他如何看待这宗已成旧事的“苦恋”事件？
白桦说得坦率，直指当年那场风波，“折射出中国大陆在文革后思想解放过程中严重的观念冲突。一小部分人习惯了文艺欣赏范畴里的‘指鹿为马’和‘假大空’，忽然看见一部真实、诚恳的、以反思为目的的警世之作，虽然真实得让人目眩，在心理上仍然难以接受，把它当做异端邪说。”
反映文革苦难的《苦恋》，也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经典之作，那句“你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吗？”这些年来辗转被引用，成了白桦“名言”。这句话也让《苦恋》背负着“否定爱国主义”的罪名。可白桦说了，那是给他“泼了大大一盆污水”。白桦的解释是这样的：在剧本和影片中，这句话是出自主人公的小女儿之口，原话是“您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但起草批判《苦恋》文章的人却做了手脚，“他们蓄意偷换概念，把国家改为祖国。”
《苦恋》主人翁为旅居海外的画家凌晨光，他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回归中国，在文革期间虽历经迫害，以致他的女儿从小也被歧视，可即便如此，他的爱国之情未减，当他的女儿决定和男友远走国外时，由于凌晨光的反对，女儿因此有了“这个国家爱您吗？”这一问。“苦恋”风波掀起后，这一问也被称为“天问”，意指问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白桦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屡遭政治灾难，原因是许多作品都比别人“快了一拍”。《苦恋》也一样，写得太早，还不能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接受。他因而自喻为“三点钟鸣叫的公鸡”。
对于《苦恋》所引发的风浪，白桦在访谈中说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文学都是伴随着思想的解放而繁荣起来的。我以为《苦恋》事件是中国思想解放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那一年，白桦在新加坡发表了两场叫人为之动容的演讲，其中一场《我与文学》，细说了他一辈子与文学结缘的经过，而他这一生与时代紧密相连，他走过的文学之路可说是时代的缩影。
白桦出生于国家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年代，小学二年级就因战乱辍学，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来自民间刻印的唱本。1938年深秋，8岁的白桦随着父母逃难到深山，一天夜里，惊魂甫定的难民们点燃了篝火，围坐在火堆边歇息。人群中一个识字的难民，从行囊中拿出一册破旧的唱本唱了起来，那是一个南宋战乱年月的故事，那人唱着唱着，忍不住声泪俱下，而一旁听着的年幼的白桦，不由得心灵为之震撼。
因为童年时代深山篝火边的那段经历，白桦16岁开始发表诗作，其诗歌创作的启蒙教师就是唱本，而后才是古典诗词和文学经典。
1947年白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代却被打为右派，一直到了1976年，白桦身不由己，失去了写作的权利。在白桦看来，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是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锢的过程。幸运的是，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
白桦自认并非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有良知者的积极反思而已”。做为作家，他只是坚持独立思考的权利。
白桦同时也是个诗人，那次的访谈，我也问了白桦，还写诗吗？他说了：“我还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留给读者一束真情的诗歌。”他也批评当时大部分诗歌“缺乏思索，缺乏思想的光辉，也缺乏真实的情感”。对白桦而言，对于读者，重要的还是“动情的启示”。
白桦后来兑现了他的自我承诺，于2009年发表了长达200余行的长篇诗作《从秋瑾到林昭》，这首诗也让当年已80高龄的白桦获得了《诗歌月刊》年度诗人奖。
刚刚，我又读了这首诗，一开篇就读出诗人的坚韧与坚持：除非是让我死∕不，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忘记你∕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