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筑师何弢病逝，其父何炳贤在抗战时期替汪精卫办事，也就是同时替日本人办事了。在诸众“下海者”里，他算是财经领域的技术官僚，主要负责民生经济的调动统筹；在人脉上，他属于陈公博的派系，是所谓“公馆派”人马，跟周佛海的“CC派”互有扞格。
何炳贤和陈公博之下海，一来是因为对时局感到悲观，认为中国打不赢日本，唯有忍辱合作，至少能够替沦陷区的老百姓做点实事，二来呢，汪精卫是他们的老大哥、老长官，他们是老派人，一个“忠”字刻在心里，常被“忠”字左右抉择。
战后，陈公博受审，庭上答辩时说：“大概是1939年夏末罢，我到了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议，我不满，以为非中国所能接受。不久，上海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嘱咐他最要紧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有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参加，或者汪先生不致于组织政府，哪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反对不了，结果参加，何炳贤成为汪精卫信任的人，先后做过中央储备银行常务监事、全国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等职，被迫常跟日本鬼子周旋，但他很低调，能避则避，其他下海者纸醉金迷，他则在家听古典音乐和读书写字，又说服了汪精卫，拨钱筹建医院诊所，替老百姓义诊医病，更费力调拨米粮，帮忙解决苏州等地的饥荒难题。
1942年，汪精卫忽然召见何炳贤，对他说，我打算向日本人推荐你出任香港管制区主席，地位等同香港市长。用今天的概念说，便是香港特首。
有此建议，只因汪精卫知道何炳贤是做实务的人，受不了南京官场的派系斗争，若去香港，既可替香港市民做点实事，又有邻近的陈壁君（汪精卫老婆也）广东帮势力支持，好事也。但何炳贤拒绝了。他不忍心离开沦陷区的老百姓，也不忍心离开汪精卫，他的心里，仍然想着“忠”。
父亲何炳贤可以做香港特首而不做，但50多年后，儿子何弢终于设计了香港区旗和区徽。何家两代跟香港有着阴错阳差的拉扯关系，历史之为物，不能不说是万般诡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