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岁的右脑加上19岁的左脑，或许帮了我在创作中找到了童趣与务实还算理想的平衡点，不至于太疯狂，也不至于太写实。
那天，朋友发来个网络链接，只要回答十道左右的选择题，就可测量个人左右脑所处的年龄段。虽然其中一两道选择题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还是认真地完成了整份测试，而计算出来的结果颇让我意外，我的左右脑竟然相对平衡，左脑19岁右脑20岁。
这是不是意味了，我的感性与理性其实一直都在相互牵制着？
有时候发现自己是个想太多的人，原因固然很多，或许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必须未雨绸缪，或许是为了整理思绪，方能理出一个继续前进的条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从小就被灌输的道理，对我影响还是深远的。
甚至来到绘画创作，我似乎也不完全是诉诸感性的任意发挥。我喜欢阶段性地省思自己的创作处境，我甚至怀疑自己存在双重人格，一方面忘我地随性愉快创作，另一方面又抽离地整理概括曾经走过的脉络，以及接下来应当发展的方向。绘画如果是份事业，就得理性地去经营。前几天才突发奇想，为自己拟了为期30年的创作阶段，还取了个好玩的名称“果长计”，并把39岁定为我的绘画创作元年，整理这10年间自己怎么画？画了什么？又完成了什么？而接下来的10年，又期许怎样的发展？以及应该寻找怎样的自我定位？曾经做过的，完成了我就不想再去碰了。把自己当成了研究的对象，自己回看自己，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倒还是挺好玩的。
回想起来，我年轻时似乎早就如此。那时候每晚勤奋写日记，都是一回又一回与自己私密的坦诚对话。成长阶段许多想不通的问题，都宣泄在私密的文字里头，手中握住的那支笔拼命追赶洪水决堤般的思绪，把不着边际的念头都转化成黑白分明的文句，那过程让我找到了难以言喻的安全感，或许不一定都弄明白所有的难题，但至少把紊乱的思绪加以梳理，把握起来就不至于毫无头绪了。
文字创作一度成了我的避风港，甚至在某个阶段，当太久没写日记时，就明显感到脑袋昏沉沉的，如同生了锈不再灵光，唯有腾出一段时间独处，重新用文字建构零乱的思路，人才会重新活起来。所以那一阵子，写作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而现在我则把所有的情思都投注在绘画里。
那天在某个文学教学分享会上，对谈的主持人就忽而提及我早年投稿《文艺城》的文章，他说有一则我画了魚的插图。我随口说出《左手文明》，那是大学期间创作的文字，具体写了什么我都忘了。然那时候就很有意识自己与主流之别，包括我是属于少数的左撇子，又是少数不放弃中文的新加坡华人。非主流有时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没得选择，而唯一可做的就是去适应，去平衡，去融入，并走出一条道路来，让自己过得好好的。
写日记不一定就是为了找到答案。而是为了弄清楚自己当刻正处于怎样的阶段，并且具备怎样的选择。所以是用了感性的文笔重组了理性的思绪。而今几乎都不写日记了，然阶段性的思绪梳理却从没间断。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右脑理应更开发，我喜欢画画，文字创作，幻想，做梦，又是左撇子，才发现其实不然。如果左脑是现实，右脑是梦幻，我现在喜欢把虚幻的角色画入写实的场景里，不也正是虚实的某种结合？我20岁的右脑加上19岁的左脑，或许帮了我在创作中找到了童趣与务实还算理想的平衡点，不至于太疯狂，也不至于太写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