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间出席在中央图书馆举行的一场分享会，由家兄永康忆述他的童年甘榜岁月，家兄口中的甘榜是坐落加冷河畔，60年代末经已消失的福顺村。1965年岛国独立后不久，在拆迁计划下我们搬进麦波申峇南路的第一代组屋。家兄在甘榜生活了12年，而我只有九年，但印象依然深凿。
总体而言，甘榜年代物质与卫生条件欠佳，民风却相对单纯，方圆几十家挨得较近的居民，彼此互相认识，孩子们也玩在一起，打成一片，大人有时忙碌，托邻居关照一下孩子，上巴刹顺便帮买食材，有的杂货店还可以让顾客赊账，因为都是街坊熟客。
记得那年黑白电视落户狮城，村里的“首富”率先拥有，邻家大人小孩不必预约，随时上他家看电视，其实附近的芽笼西联络所也有一台，每晚一到开播时间，电视机前高朋满站，即便广告时段，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1960年代初期，国家要选地发展轻工业，福顺村面临拆迁命运，村民大多迁往上述峇南路三房式组屋，虽说开启组屋生活成为组屋人，甘榜人的影子仍在，甘榜人的习惯与习气依然，洋溢着“组屋区的甘榜精神”。
最明显的例子是摆摊做生意，我那座组屋的角落楼梯口，就有售卖零食的摊位，还有带赌博性质的“地甘”，后面那座组屋地面层，有一个阿嫂，每天下午在门口卖叻沙，有时候换成绿豆或红豆汤。当年附近还有农村，每周有农家人到组屋区收集残羹剩饭，作为养猪的饲料，每家门外走廊摆放残羹桶。
我们那一层楼12户，大家也都相熟，俨然“垂直甘榜生活”。新一代的组屋人，逐渐关紧门户，不相往来。“不交往”倒也还好，自我意识高涨下，邻里纠纷也多起来了，一点芝麻蒜皮小事，互不相让便吵翻天，你装电眼监视，我用手机拍摄取证，还上了媒体惊动警察。反观通信科技发达的今天，一机在手，“朋友满天下，对面不相识”已成趋势，应了古人的“远交近攻”之说。甘榜精神今何在？
甘榜生活是一幅色彩斑斓的长画卷 ，我期待本地杰出画家，能以生花妙笔，画一幅“加冷河甘榜风情画”，就像《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都城汴京繁荣和城市经济盛景那样。我相信留住甘榜的倩影，不单是在怀旧，兼有其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