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读巴金晚年深刻反思文革的文章时，我常想，当一个社会处于疯狂状态时，是不是已经完全不可理喻而又无比可怕？
手机上两次接到不同朋友传来的同样视频：一名机场里头发花白的旅客，被一群年轻人追逐着，一些追逐者还戴着口罩，看不清脸庞，他们对老人嘶吼辱骂，推推撞撞间，甚至将他逼至墙壁，阻挡他往前走，在他背上贴上标语，老人无语，一手拉着行李，一手拿着公事包，孤独无援的在被阻拦中寻找间隙，疾步前行。
视频最初在网络传播的时候，传说那长者是著名美国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可丘成桐回应媒体时否认了被围老人是自己。但他说了，看到视频非常惊讶，还反问了句：这些年轻人“以为可以随时随地在肢体语言上侮辱一位路过的老人，这是他们心目中要保护的自由和人权？”
最初看到视频的那一刻真是觉得悲凉，不就机场上一个提着行李，独自上路的老人，这群围攻他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了？
事情发生在香港，事因香港人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发动一连串游行，继而成为越演越烈的暴动事件。而《逃犯条例》的修订则起因自一对香港男女朋友前往台湾旅游，在台期间女子在旅馆被杀，而男子则独自返港。台湾警方调查后通缉男子，但由于台港两地并无引渡条例，无法将他引渡至台湾。香港政府因此决定修订《逃犯条例》，理由是：以免香港“继续成为罪犯的匿藏之地”。而抗议者的说辞是，此“例”一开，香港异议分子有可能被引渡至中国大陆。
朋友中关注香港反《逃犯条例》事件的不少，大家也都难以理解，为何《逃犯条例》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掀起如此失控的暴动场面？对于近日的香港，大家其实是悲叹、惋惜多过一切。
前阵子，旅居香港的好友回来度假，我们都急着问，香港究竟怎样了？好友沉默了一阵，无奈的说，香港至今已经是是非黑白不分，就是一个“乱”字，即便是有想法的人也不随便说出心里话。
听了好友的话，心里更感悲哀。过去读巴金晚年深刻反思文革的文章时，我常想，当一个社会处于疯狂状态时，是不是已经完全不可理喻而又无比可怕？收录在巴金晚年代表作《随想录》的《二十年前》一文，有一番话让我深思许久：“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当时我就想，原来人性可以如此脆弱，在某种情况下，群众是可以“发疯”的。
三年前文革50周年的时候，时不时在网上读到当年的文革经历者在回首那一段历史乱象时，流露出无限愧疚。不只一次读到的是，红卫兵如何押着头顶尖头高帽老人游行批斗，将被称为臭老九的老人五花大绑，强押老人弯腰俯首，羞辱至极致。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作者回忆他童年时亲睹一位私塾老先生如何在众目睽睽下，毫无尊严的被一群红卫兵批斗、羞辱至连衣服内裤全被剥掉，而旁观者就像看热闹一样的哄笑着。
有一回看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看到演过电视剧《闯关东》的老戏骨濮存昕在访谈中提起，他觉得很愧悔的是他自己在文革中也打过人，“而且那个老太太真的过两天就死掉了。”濮存昕应该是说了心里话：“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性完完全全没遮没拦了，很丑恶的东西都有。”
过去读巴金的《怀念萧珊》，很为萧珊，也为巴金难过，萧珊和巴金一样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也扫过马路。为了保护丈夫巴金，萧珊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同巴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回忆文革往事时，为自己不敢坚持真理而忏悔；“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
在乱世里，老人应当是最无奈的吧。刚刚我又打开手机上的视频，看着视屏里那位机场里路过的老人，不知为什么竟想起海明威一篇不太为人熟悉的短篇小说《桥边的老人》（Old Man at the Bridge）。
这篇小说其实和当下的香港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小说背景是西班牙内战，但与其说海明威写老人，不如说，他写的是乱世中的弱者。小说一开始，是浮桥上一幅人来人往的画面，一个精疲力尽，满身尘土的老人孤零零地坐在桥边，一个在桥头负责侦察敌情的士兵上前问老人是从哪里来的，海明威通过士兵与老人的对话，让读者看到了战争中，逼于无奈最后一个离开家乡的老人的迷茫无助，但即便如此，自顾不暇的老人还是忧心着家里畜养的，无法与他一起逃命的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海明威笔下桥边的老人与机场中路过的老人无以类比，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在那一刻想起了这一篇充满悲悯力量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