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香港演员曾江到新加坡参与电视剧节目的制作，出口不留余地，批评了演员们的演技，结果引起群情哗然，对他口诛笔伐。记者要我为这件事情表态。
记得当时我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标准不同，所以对曾江先生的批评，不必介怀。”云云。曾江是一名演技高超的老戏骨，对小辈演技的批评，自有他的看法与要求。
香港片场里的工作文化，免不了毒舌与粗口，恨铁不成钢。当时相对于港台，本地影艺圈小，大家行事的分寸都比较温和，当然不习惯曾先生的作为。
曾江，这位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从事电影艺术多年，功力非凡。回想我当年对那件事情的表态，面面俱圆又惺惺作态，都感到汗颜。假如发生在今时今日，我将用另一种说法，改变立场。
改变立场，是为了彰显原则。
回忆起70年代，我在军队服役时，经历上级给予我们严格的训练，要当一名好兵，就要从舒适圈里出走，以求脱胎换骨。轮到自己负责训练士兵，也进行了严苛的训罚。对当年代代相传的“虐待”新兵，各有花招，偶尔回想还津津乐道的背后，会遥遥思念我之“受虐待”复那些受过我“虐待”的战友，那些“虐待”其实都是对体力与意志力的磨练！
假如问我，如今是否还会用那些严苛手段训练新兵？这些手段，按照现在国家的军事训练标准，准会被控上军事法庭。为了不让自己吃牢饭，我的方式也许会改变，然而原则依然不变。
原则不变，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
谈到生命，难免要先谈自己的生命观了。
向来认为生命是必须有意义的，每当夜深独处斗室时，又兴起推翻自己想法的念头，生命为什么要有意义? 假如生命不需要有意义，那么就不用讲什么原则，谈什么立场。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伪命题。
反思自己对存在的观点，经常徘徊在有神论、无神论和人道主义之间。然而综观了人类生命史，纵横宇宙千万年，一个个皮囊，一缕缕幽魂，游离在星际间。也许那一缕游魂，不期然遇见自己用了一世的皮囊也说不定。欢喜若狂环抱着亲吻，说一声：“终于找到我了！”
这第四种存在主义，不曾发生在地球上。我认为我存在，都只是一种对自由的美丽误会。
从星际再回到曾江和我的服役同袍，我会对曾江说，对不起，当年没有全力挺你。我也会对我同袍说，对不起，没罚得够，没有把你们磨练得更坚强！
